近年来，“质疑”似乎成了许多人的一种习惯。许多人感叹，当大家都习惯性质疑时，我们社会原本就不多的信任，也被蚕食得所剩无几。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网，对10709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者，41.1%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习惯性质疑症”。(7月5日《中国青年报》)

　　社会信任度下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信任危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社会的信任基础出现了问题，所以一事当前，人们的普遍心理就是习惯性质疑。但是，这样的道理不能反过来讲，认为习惯性质疑就是社会信任危机的催化剂，是它们把原来不多的信任也蚕食得所剩无几。

　　事实上，习惯性质疑的目的不是为了蚕食信任，而是为了重建信任。比如，公众习惯性质疑一些官员的行为是作秀，不是说公众不需要官员这样作秀，而是说缺乏一种制度化的保障机制，能够让公众相信这样的作秀不是一时兴起的偶尔为之，而是制度规范之下的习惯行为。也就是说，习惯性质疑的目的不是质疑，而是为了建立习惯性信任。

　　习惯性相信的前提恰恰就是习惯性质疑。任何好的制度设计，都是从不信任出发来建构最终所要达成的信任。同样，制度运行过程中，只有在习惯性质疑之下依然能够禁受得住“考验”，才能说是制度实施成功。这一点，对于公权力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任何在无条件信任之下的公权力，都可能偏离其最初设定的目标而被滥用。所以，对于权力行为的习惯性质疑，目的正如休谟所言，“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社会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最不应该被指责的是公众的习惯性质疑，因为这些质疑从来都是要表达肯定性的诉求，希望我们社会的信任基础更加坚实。真正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面对公众的习惯性质疑，一些被质疑的对象总是以习惯性暧昧来应对。暧昧的态度带来的结果就是信任危机的加剧甚至谣言的滋生。

　　很少有人会偏执到，先入为主认为所有的习惯性质疑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质疑本身就为被质疑对象提供了一个自我澄清机会，如果质疑是错误的，通过澄清反倒能够为被质疑对象的形象加分。也就是说，习惯性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建社会信任的“鲶鱼”，能够让被质疑对象的行为变得更透明。缺乏习惯性质疑，面对所有事情都是“众口一词叫好”或者“集体沉默”，一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这就像一个没有摩擦的社会所有人都将寸步难行那样。

　　面对习惯性质疑，究竟是以“破坏者”的视角来审视之，还是以“建设者”的姿态来应对，其实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能否从习惯性质疑中寻找到习惯性信任路径的关键所在。这道理总理早已讲得相当清楚，就不需要我画蛇添足了：“领导者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而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性意见中汲取智慧。”

　　□志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