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可以说，我是看人艺的话剧长大的。刚读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看了人艺的《茶馆》，以后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又教书。缺少戏剧教育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从这一点意义而言，我受惠于人艺，对于今年人艺60周年的院庆，心里充满感恩之情。

　　外地人羡慕北京有一个人艺。它是北京艺术的一种象征。按照建筑学家荆其敏教授的话，人艺这样的地方是城市的“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他说:“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60年的历史，让人艺成为这样地理学意义上的传统，是北京也是人艺的幸运和骄傲。60年来，人艺拥有很多优秀的导演、演员和剧目。在我偏颇的观点看来，《茶馆》、《绝对信号》、《鸟人》、《喜剧的忧伤》等作品，是其重要的收获，镌刻下标志性的年轮，醒目地划分出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新世纪前后的时代分野。这个时代既属于历史，也属于人艺，为我们留下可贵的探索足印。应该说，这绝对属于人艺的喜剧部分。

　　我要说的人艺的悲剧部分，对于作为以话剧为主旨的剧院，是与喜剧对应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此相辅相成，才使得戏剧有了活力和张力。按照古希腊的戏剧哲学，悲剧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更多些。

　　在我看来，悲剧的第一点，在于新剧目太少，或者说如上述列举的优秀新剧目太少。虽然有新剧目如《天下第一楼》、《窝头会馆》上座率极佳，却是《茶馆》形似并神似的拟仿，并未跳出前辈的窠臼。虽然有不少新剧轮番上演，人艺所依托的，观众所看重的，基本是老剧目。说句不客气的话，人艺有些老态龙钟，几出翻来覆去来回演的老剧目，成为了把玩的老古董。

　　古董自有古董的价值，不是说老剧目不可演，问题是怎么演。如英国老维克剧团一样，专门演出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剧目，显然人艺不是走这样的路子。人艺最初是以莫斯科剧院为榜样而建立的。莫斯科剧院演出了近百年的契诃夫戏剧。但在去年他们赴京演出的契诃夫《樱桃园》，最后一幕后台应该发出象征意义的笃笃伐木声、一道道门的落锁声以及重要的台词“永别了，我的旧生活”，和老仆人费尔斯说的话“我就坐在这儿等”，都没有了，老仆人既没有坐也没有等。秉承着斯坦尼拉夫斯基传统的莫斯科剧院，打破了原有的生活与艺术的幻觉，重新演绎了《樱桃园》。前苏联的艺术家在北京曾经对我们说:“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从来不是完善的，也不需要完善，它永远是在发展与变化中的。”

　　人艺对于老剧目的处理，大多更侧重于形式、新布景和新导表演方式。当然，这些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发展与变化中重新阐释乃至解构老剧目的能力。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在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北京人艺将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重新搬上舞台。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老版《骆驼祥子》有着时代难以逾越的因素。新版的照本宣科，就实在过于缺乏思想与艺术的魄力了。依然延续老版对祥子和虎妞婚后的矛盾与冲突的芟夷，和对虎妞和祥子形象和性格的改写，特别是删去祥子最后的堕落，小福子的自杀，缺少了原著的复杂，人性的高度和心理的深度，以及对现实的魑魅魍魉和人生的荒谬绝伦多义性的揭示。轻车熟路地延续着旧有的惯性思维与方式，失去了重铸人艺艺术新时代的机遇。

　　当然，这和剧院的灵魂有些失去焦点有关。剧院的灵魂应该是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三位一体的。以往的人艺，有导演焦菊隐，剧作家曹禺、老舍，演员于是之等一批人。如今的人艺，三者都有所缺失。在缺少有影响力的年轻人的情势下，影响最大的是林兆华和濮存昕组合的先锋新派艺术家，却似乎和人艺主流传统有裂隙，起码没有完整交融一起而形成更大的力量。

　　如今，人艺的困境，其实，也是包括文学在内所有文艺形式的瓶颈。缺少新的，尤其是关注现实、震撼心灵的力作，成为当今文学与艺术的现实。只不过，由于文学的杂志与书籍等出版物多得花红柳绿，平面化纸面上的热闹，遮蔽了潜在的危机。而话剧则是多维立体，彰显在舞台上，更为惹人眼目罢了。要求人艺一花独放，有些勉为其难。因此，人艺的悲喜剧，就是我们自己的悲喜剧。正视这样的悲喜剧共生的现象，才有可能使我们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