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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车治堵”，让人添堵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07日01:39 燕赵都市报

　　很多人都还记得，2011年1月，广州市一位副市长说，“广州为什么堵？是因为路不够啊！”他还表示，未来广州治堵一定是靠修路而不是限车。可惜刚刚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广州也要限车了。

　　广州限车，“刷”的亮了红灯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州限车，“突然袭击”再合适不过了。

　　李妍：在绿灯变红灯前，黄灯亮起的短短几秒钟是预告，可以确保驾驶员有个缓冲和应对的时间，这是减少交通事故和保证畅通的基本常识。但是现实中有些事情却容不得有个黄灯的缓冲，比如这次汽车限购，说来就来，“刷”一下，红灯就亮了。

　　陈方：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州限车，“突然袭击”再合适不过了。6月30日晚上9时，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广州市试行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3个小时后，也就是7月1日零时起，广州市小汽车“限量”政策正式实施，并暂停办理牌照登记。

　　周东飞：大家也都看到了，广州这次汽车限购，公众的第一反应，也是最大的诟病，就是指责它的“程序不正义”。对于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在决策之前深入调查研究，并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这是法规的明确条文。

　　陈方：北京当时限行，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公开网上讨论，各种意见好歹也得到了表达，但是广州这次，民众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了。

　　真不知道广州市交管委为什么把这个限车的规定，藏得这么深？

　　朱松青：对于我来说，这次限车是预料之中的事。

　　周东飞：不过，也有人宣称明白和懂得广州的一片苦心，怕经过公开听证程序后引发抢购。但是北京和上海的实践已经表明，依法决策并不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糕。

　　李妍：其实呢，按理说，广州做出限购的决策，也许初衷是很美好的。

　　周东飞：在公共治理领域中，初衷好不等于可以不透明。这次从公布决策到政策生效，其间只有短短3个小时。4S店灯火通明，购车市民通宵排队。如果不需要当期购车，决不会像眼下一样慌了手脚，去非理性抢购。如果有一个月的讨论缓冲期，市民恰恰会变得更理性和现实一点。这种突然袭击，最容易造成民众的心理恐慌。

　　陈方：我不同意刚才东飞说的非理性抢购。很多市民本来就有购车计划的，只是政策迫使他们不得不以“抢购”的姿态来呈现啊。

　　李妍：我们反复提到听取民意、召开听证会等程序性的东西，但在现实中，一些听取民意的过程往往沦为花架子。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让广州公共管理部门索性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扯下来了。很多人拿北京的限购与广州对比，倒不是说北京限购有多么好，而是至少在程序上，它满足了法治与民意的诉求。

　　朱松青：我不是特别同意几位的意见。这个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什么都四平八稳，早就满城风雨了。除非有违既定的行政操作条例，否则，三个小时我觉得也是多余的。这三个小时，实际上就增加了很多问题，至少猛增了很多新车。有人还说要听证，那就更是天真，听证会还没开，汽车销量就可能翻几番了，到时候骂街的人就更多了。我觉得限购损伤的是相对有钱人的利益，立足于中下阶层的角度，这样做利大于弊。

　　限购真能治堵吗

　　治堵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用“复方”来治疗，把希望寄托在限购一味药品上，恐怕是靠不住的。

　　李妍：前面说了这么多，政府之所以拿出限购政策，归根结底其实还是为了治堵。但是，汽车限购真的能够治堵吗？

　　周东飞：套用一句滥俗的话说，治堵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用“复方”来治疗，把希望寄托在限购一味药品上，恐怕是靠不住的。

　　我们不妨想想，市民为什么要买车，没有多少人是图面子，他们不过是生活品质提升的愿景下，希望出行能够更方便一些。现在大部分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个什么状况？说"热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恐怕丝毫都没有夸张，一些城市的高峰期甚至需要从车窗上人。下班的时候，打不到的士，几乎是所有城市的普遍风景。在公共交通如此不给力的情况下，市民希望拥有自己的车，这错了吗？

　　你说PM2.5升高是车多的缘故，你说拥堵是车多的罪过。好，我可以不买车，你能保证我出行便利吗？你不能，那就不要自以为真理在握。

　　陈方：刚才东飞说的我很赞同。说说我对车的切身感受吧。有小孩之前，我对车没有任何兴趣，但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有车的方便。比如你去给孩子打针，自己开车就方便多了。这不是个面子问题，还是生活便利程度的问题。

　　周东飞：中国城市在治堵的问题上，老喜欢跟外国城市“攀比”，动不动就说，你看伦敦人家都收拥堵费了，你看新加坡人家也实行私人牌照限制了……仿佛外国这么干了之后，我们干起来就没有二话可说。这是巨大的谬论。人家是穷尽了其他办法之后，才使用这种极端手段的，而且程序方面并无瑕疵。其实再限，汽车的增长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陈方：除非你把汽车搞成“奢侈品”，让民众消费不起。如果大家能消费得起，你又禁止消费，总觉得这样的思路怪怪的。

　　解决交通拥堵，到底是靠修路还是靠限车，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答案。

　　周东飞：不能轻易限车，这就是答案。

　　买车为何会成为刚需

　　优先公共交通，不是一定无潜力可挖了，而是压根就没有做足。这种情况下，动不动就搞汽车限购，有道理吗？

　　李妍：大多数普通市民买车那是因为真需要，用流行方式来讲，叫“刚需”。为什么买私家车会成为刚需？原因就是刚才东飞和陈方说的那样，公共路网不完善，公共交通不发达，最终就导致大家不得不去选择买车，找回畅通的交通行路权。

　　我还注意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如果说要接轨，建议可以跟这根轨接一接。在香港，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买车的，前两年曾采访梁文道，他说自己连车都不会开，原因很简单，香港的公共交通实在是太发达了，自己开车甚至没有公共交通快。前段时间我也读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说不少民众见周润发坐公交车，夸他亲民。发哥的回应其实很简单，开车没有坐公交车快捷方便。

　　周东飞：陈方说，是扩路还是限车，现在还不定。我觉得答案是有的，那就是限车要放到最后一个选项。

　　在限购车辆之前，政府至少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好。比如提高道路的承载力和通畅度。美国一些城市有所谓智能交通系统的探索，我们的城市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陈方：公交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每个城市都在这样喊，可是到底有哪个城市是真正把它做实了的？如果一个人在城市里依赖公交出行，试试就知道非常费劲，下了公交还要走很远，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周东飞：于是，有城市提出发展公共自行车，解决公交站到目的地最后一段路的问题，这很好。可是，有些城市也在喊，就有点叶公好龙东施效颦的意思了。很简单，你看看它的马路，根本就没有自行车道，还奢谈什么公共自行车啊？

　　李妍：公共自行车也要因地制宜，不是所有城市都适合。拿重庆来说，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骑自行车最后就会变成车骑人呀。

　　周东飞：优先公共交通，不是一定无潜力可挖，而是压根就没有做足。这种情况下，动不动就搞汽车限购，有道理吗？

　　陈方：东飞刚才说了很多细节问题。我很奇怪，既然要治堵，那么这些普通人都能想到的问题，城市管理者为什么就想不到呢.说到底，还是城市管理中民意不到位的体现。

　　朱松青：虽然说了怎么多，但我觉得，面对有限的道路资源与无限的汽车拥有能力和欲望，目前解决拥堵的办法只有限车。限车有三个方式：一是限购，二是提高拥有成本，三是让车堵成废铁。显然，第一种做法最人性，实际上也暗藏了第二种方式。有钱人可以通过买别人的车牌而拥有汽车，这就提高了拥有车的成本。有人说如果让全世界人民都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那就要几个地球的资源。同样，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有车一族，肯定也要让广州的道路增加几倍，车也必然需要限购。

　　陈方：看过一份资料，不知道准确不准确，至少有借鉴意义。300∶523，这是东京人口和汽车保有量的对比数，人车数量都远超我国很多大城市。8∶17，这是东京推行“治堵”前后的行车时速对比，30年间，东京城市急剧膨胀，车速却提高了一倍。

　　治堵30年，很多方法东京都考虑过，譬如提高停车费、限购等，但最后都放弃了，而这30年里，也有一些做法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近86%市民使用轨道交通系统出行；整个东京的公务车数量被限制在10辆左右。诸如此类的措施保障了东京交通顺畅，值得参考借鉴。

　　限购之后的担忧

　　一线城市的限车政策，会不会向二三线城市蔓延。

　　李妍：说一千道一万，现在限购已经开始了，这对城市管理、社会公平乃至汽车产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周东飞：我觉得汽车限购，可能造成对权力、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必须引起注意。

　　先说对权力的影响，这种人为的、行政的限购措施，很容易腐蚀权力；对经济的影响，北上广出台汽车限购政策可能会产生示范效应，这对汽车产业来说，是一盆凉水；对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幸福感方面。剥夺权利的事情，要慎之又慎。买车，同样是一种权利。

　　李妍：不管是牌照还是摇号，最终结果都是将这些本来应该属于公众的权利搞得稀缺化了，这势必影响社会公平。物以稀为贵，但是一种普通的东西，非要通过行政强制力将它变成稀缺品，这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更伤害社会公平。

　　拿已经实施汽车限购令的地方来说，指标、牌照被炒到数万元，二手车可以坐地起价，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已经购买车的先富者坐享政策红利，而在城市公共交通并没有达到非常快捷便利的前提下，却剥夺了一些后富乃至底层人群的选择权和畅通行路权。

　　陈方：我还担心，一线城市的限车政策，会不会向二三线城市蔓延，会不会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啊？这可能才是外围公众真正担忧的问题。

　　朱松青：我希望这样。因为哪里限车，就说明那里的人有钱。当然，这可能对汽车产业产生影响——— 有人说得好：走太快，魂就跟不上了。中国人，该缓一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