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工作越来越繁多,为此龙华街道周家湾居委会把三十七位“前辈”请“出山”帮忙,也由此开始思考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一些现象一些问题——居委干部最该做哪些事
本报记者钱蓓
邹爱凤在徐汇区龙华街道的周家湾社区做过10多年居委干部,今年初,她受现任居委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再次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同时“重新出山”的共有37位,他们都是社区里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历任居委干部。
邹爱凤很快发现,今天的居委和1990年代她任职时的居委“已大不一样”,“事务庞杂,身份模糊,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周家湾现任居委班子的6位成员则如此解释组建“离任干部智囊团”的原因:有时候,“离任的比现任的好办事”。
为啥说话效果不一样?
夫妻分居多年,女儿跟着妈。女儿长大后想让父亲回家,要强的母亲坚决不允……这点事,吵起来可以掀了屋顶,却绝不愿意漏出家门,自然也不肯告知居委。要不是对“老邻居”邹爱凤吐露了心事,这对母女恐怕也会成为“病因未知的内伤患者”。
“调解家长里短的纠纷,是居委会该做的分内事,但这件事我们经常要请离任干部帮忙,因为不少居民不想让居委了解自家隐私。”周家湾居委党总支书记诸萍华告诉记者,他们不时发现居民们“亲疏有别”,“还有诸如邻里争执、物业纠纷,或者因为对公共政策误解不满而引发的纠纷,当事居民都不乐意我们现任居委干部介入,倒更愿意听离任干部‘说两句’。”
据诸萍华观察,这种“亲疏有别”,源于居民对居委会的误解:“很多人以为居委会是政府机构,而离任干部是‘有威望的邻居’,结果同样一句话,在居民中的接受度不太一样。”
“其实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离任居委干部贺运律说,“可是这个误会,想跟居民们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大概现在居委会的业务范围太大,负担了太多公共管理和服务工作,看上去实在很像政府机构。”
现在的居委会要干多少事?
现任居委决定请出37位“老人”组成智囊团,他们年纪最大的已96岁,最“小”的55岁。“智囊”们坐到一起,你一句我一句,连起来就是一部“居委变迁史”。
“居委从1950年代开始出现,当时居委干部要做的事不多,最重要的工作大概要数每周四组织居民们搞里弄大扫除。”
“还有一个工作是做‘老娘舅’,调解家庭矛盾、邻里争端。”有近20年居委工作经验的张英娣说,“搞卫生”和“当老娘舅”,是很长时间里居委干部的两个很有画面感的形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单位人”的概念逐渐淡出,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相应变得越来越多样,居委干部后来也有了“工作条线”之分:从文教、民政、卫生、妇代、计生、调解,到宣传、统战、未成年人保护、离休干部服务、综合治理、助残、就业援助……当1988年出生的大学生吴耀华来到社区时,居委会的负担之多之重,让她大呼意外。
吴耀华来社区一年多,先后在两个居委会工作:“先做过卫生干部,社区精神病防治也归我负责,平日要关心社区里的患者,到了容易发病的春天,更得格外关注他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
在周家湾,她的身份是大学生社工、居委会主任助理,管的事更多了:“近来居民非常关心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也被要求留意小区周边饭店的卫生情况,发觉哪家饭店做得不好,要及时上报。”
周家湾居委共有2129家住户,常住人口4500多,其中60岁以上老人1125人,外来人口1016人,而在编的居委班子成员不过6人。如今,那些富有经验和热情的“离任干部”被分成6组,配合在不同区块当“块长”的居委干部,分担种种工作。
什么是居委会最主要的功能?
如今居民们对居委的要求,常常“参照政府标准”。
许多居委干部都收看晚间电视新闻,这并非工作要求,但“不敢不知情”:“社保、养老等新政策、新规定一出台,居民往往就找来咨询,如果一问三不知,会被质疑‘居委干部怎么当的’。”
新政策从出台到实施有个过渡期,新老政策的衔接办法、新政策的实施细则通常在这期间推出,“居民可不管这么多,一有新政策就要问清楚明细。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但不能不回答,又不敢乱回答。”诸萍华说,“居民认为居委会对公共政策有告知和解释的义务,这种情况过去是没有的。”
张英娣担任居委干部期间,曾为一名“两劳”释放人员找工作。她把他介绍给物业当门岗,物业不愿接受,几番上门也没能说服人家,“后来这个人带着酒瓶冲到我家,把刚刚装修好的门窗全砸烂了……”如今,她发觉居委会更容易成为“出气筒”,“居委干部的如此遭遇,以前还算新闻,现在好像成了常事。其实像就业安置等等,居委干部‘应帮尽帮’,但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包君满意’。”
离任干部没有“身份束缚”,靠着多年积累的人气和威望,做居民工作反倒更有说服力:“可以劝解,可以批评,可以插科打诨……在法律和行政管不到的地方,社区应该有一套消解矛盾、建立互信的规则和办法。”贺运律说,这件事现在常常是“离任干部”在做,但这不该是现任居委会最主要的工作职责和它最主要的功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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