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家属唐萍的讲述，带我们认识了一位隐在幕后的好医生。虽然一般不与病人直接接触，但他们一样以仁心仁术为患者点亮希望的灯、送去温暖的光——可亲的“指路人”

　　本报记者施嘉奇

　　【记者旁白】病理医生，幕后英雄

　　病理医生，被医学同行称为“医生的医生”。在临床诊疗中，病理学是诊断疾病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治疗的依据。当前几乎所有医学结论及治疗方案，都是根据实验室、影像学和病理结果作出的，而其中，病理诊断最具权威性。不过，病理科医师一般并不直接接触患者，这些对疾病诊断“说最后一句话的人”，常常不为病患所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张惠箴医生，最心满意足的就是每天对患者的病症作出正确诊断。六院病理科每年收到3.5万例病理样本，大约一半张教授都亲眼看过、诊断过。

　　在国外，病理学也已根据专科细分，而中国医院的病理科仍处于“全科”阶段。张惠箴总说自己还需要学习，“下病理判断，需要慎之又慎。良性还是恶性、恶性第几期，每个判断都决定着病人治疗的走向。我们的结论不能存有一点点疑问，都必须大家讨论、集体决定。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判断，病人可以借出病理切片，去全国各地会诊。”张惠箴说，“病理是真正的经验医学，它甚至没有任何数字标准可言，全靠医生的努力积累和责任心。”

　　张惠箴也不时接触病人。遇到疑难病例，她会打电话或下病房，面对病患询问病史，并和相关科室讨论病情：“病理诊断一定要和临床联系，与影像学结合，一定要了解疾病的发展过程、了解病变的动态进展，这才能作出正确的病理诊断。”

　　六院拥有超声医学和骨科两大特色学科，积累了数十万张病理样片，张惠箴和老师、六院病理科老主任蒋智铭教授一起，常常整理、查看、总结，在回顾中做了一系列研究，六院病理科在全国骨肿瘤和前列腺肿瘤病理诊断领域的权威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口述实录】

　　我老公不幸得了恶性软骨肉瘤，可他“命大”，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的张惠箴教授。

　　“无法诊断”？无法治疗！

　　龙年春节前，我老公在一次车祸中受伤，左肩骨折。拍片后，医生告诉我，他左肱骨处有个阴影，很可能是肿瘤，但良性、恶性还不能确定。我一下懵了……

　　更没想到，先后做了磁共振、CT、骨扫描、手术穿刺活检等一系列检查，结论竟是“无法诊断”。这意味着无法治疗，因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案完全不同——连医生都没了方向！

　　我们茫然，医生们同样一脸茫然。看他们摇头，我的心凉透了：万一是恶性的，怎么拖得起！我恳求：“给个结果吧，至少让我们知道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没有回应。

　　我们家在中部一个省会城市，我找了城里各家大医院的病理科，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科，从不知道它竟然这么重要。但各家医院的病理科都摇头。最后我找到一家医学院的病理学院。

　　病理学院的老师说，“没有结果”可能是因为切片的活体组织数量不够，也可能是因为病理医生无法判断——病理科担负的责任很大，如果没有把握，医生们宁可不出结果。你老公可能得的是软骨肉瘤，如果是高分化的，确实很难判断，因为它的细胞形态与正常骨细胞非常相像。

　　“那哪里能知道结果？”那位老师推荐上海六院，我担心他在推脱，赶紧追问：“万一上海六院也说不出个结果，我该再去哪里？”老师说：“应该不会没有结果。”随后他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六院病理科张惠箴教授”。

　　那么和蔼可亲的声音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离开病理学院时已是晚上6点多。回家路上，我打上海的114问到了六院的总机号码，马上想试试，便拨通医院总机转病理科。我当时想，医生大概下班了，很可能电话没人接。

　　可电话不但有人接，而且声音和蔼可亲。我急急讲了老公的病情，希望尽快去上海。电话那头，女医生仔细叮嘱我带好各种病史资料，说最好从当地医院借出活检的“蜡样”……随后还详细告诉我从火车站搭乘地铁去六院的办法。挂上电话，我心里突然很安宁。

　　哥哥赶紧买当晚的火车票，陪我一起上路。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上海，因为有昨晚的电话指路，我们很顺利地到了六院，8点不到就去敲检验大楼3楼病理科的门。开门的是一位个子高高、戴眼镜的女医生，我忙介绍自己就是昨晚打电话的，她立即说：“是你呀，我就是张惠箴。”

　　太吃惊了！没想到电话里那个和蔼可亲跟我说话的就是张教授本人，更没想到她这么早就在等我们。她接着说：“我马上请放射科的教授来会诊，先排除陈旧性骨折。你们安顿一下，9点半再来。”

　　9点半不到，张教授给了第一个答案：“会诊排除陈旧性骨折，接下来要看我们病理科的结果了，你们在外面等一等。”她说话语速很慢，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

　　在病理科门外等会诊结果的，还有一位从江西赶来的病人家属，他6岁的儿子也怀疑得了软骨肉瘤。张教授先告诉他会诊结果，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她反复叮嘱那个父亲：“一定要再做磁共振，让医生看清边界，孩子小，手术关系到他将来的生活，切除范围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我和哥哥听着，隐约觉得这趟上海很可能不会白跑。中午，病理科陆续有医生去吃午饭，我以为我们的报告要下午才能出。又没想到，这时张教授特意跑出来关照，“我们尽快，争取让你们赶上下午的火车，不要浪费住宿费了。”

　　12点半，张教授又出来了，说：“我跟我的老师会诊过了，我们确定是高分化的软骨肉瘤，虽然是恶性的，但只要做关节置换，切除肿瘤，以后注意康复，就能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你放心。”这句话，我在煎熬中已经等了整整1个月！此时虽然听到“恶性”的结论，但内心仍然很宽慰，总算可以治疗了！张教授又详细介绍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并推荐了六院的专家，让我们进一步咨询。为节省时间，我们直接跑去病房，正巧杨庆诚教授在，他同样很耐心，最后给出了跟张教授几乎完全一样的治疗方案。

　　我不再茫然！走出六院大门，哥哥说：“你老公命大啊！”

　　我们要的不是漂亮的楼

　　我们当地医院不愿做这个手术，于是全家人毫不犹豫地决定让老公转去上海。

　　接下来一切顺利，在上海住院5天，老公做了关节置换手术，切除了肿瘤。手术后需要再次做病理检查，张惠箴教授一样热情而耐心地接待我……

　　对我们这样的病人家庭，张教授的“指路”非常非常重要。她把手机号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随时咨询；她经常叫我们“放心”，让我们感觉医生在为我们努力，跟我们一起使劲。

　　六院病理科所在的那座老楼，比我们当地医院的大楼旧很多，可一家医院首先要有的，不是很好的设备，也不是很漂亮的楼，而是负责的医生，有高超技术又能为病家着想的医生。我会永远记得那个病理实验室，里面安安静静放着很多显微镜，进进出出的医务人员都不声不响，却让人感觉非常非常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