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政治制度通往“善”的目标，通常会有一些唱反调的人出来给政府“挑刺儿”，这种反对并非唯恐天下不乱的恶意破坏，而是为使“善治”尽快达成的希冀。我们需要“忠诚的反对者”文/张英

　　■文/张英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经典名言至今流传，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主张了“反对”的权利，赋予其价值和意义。

　　在道路以目的年代，别说批评，哪怕是正常表达个体的观点，都会有层层禁锢让你无法发声。历经了众口一致、只有赞美的“伪舆论”年代后，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把中国卷入了转型横流中，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开始被现代化洗礼，而各种技术引进自然也引发了巨大的“蝴蝶效应”，促使社会转型。按照现代化的逻辑，在经济、文化与主流文明完成对接之后，政治文明必定因此跟进，这种文明不仅仅体现于政党或政府的主动转变升级，更体现于民众在获取大量信息，进行横向比较后的思维更新。

　　很明显，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为民众的这种思维更新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表达平台，网络媒体的兴起与迅猛发展除裹挟了大量资讯汹涌而至，更为长期受压制而形成的民间舆论“堰塞湖”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样一个印象：突然间反对者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盖因言论通道的相对扩张导致长期淤积的个体意见呈井喷之势。

　　民智的开化及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公民跳出集体思维，开始感知个体的含义，并因此审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对称，同时在思考后发声。但在权力基本集中的环境中，个体的不同声音一开始势必会遭至权力的重击，出于对这种现象的不适应，以及权力因长久被仰视而形成的傲慢心理，不少官方机构对反对者及反对的声音均抱以敌意，视其为洪水猛兽，并欲除之而后快。因此，近两年 “跨省追捕”等网络新词的流传甚广，成为公权力在面对反对声音时不顾一切加以剿灭的疯狂证据。

　　出于对批评和反对声音的过度敏感，一些官方机构往往运用过激手段对待发出批评声音的个体，以权代法、捏造罪名，以消灭批评和反对声音，敏感词的批量出现，删除公民微博及其它网络账号等做法虽有压制负面声音的作用，但显然是治标难治本的幼稚办法，且这种强硬蛮横手段往往激发舆论更大的反弹，最后把权力自身带入尴尬境地。

　　在理性时代，如何面对批评和反对者，是必须要进行理性思索的议题。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如同一辆高速前进的车辆，疾驰带来的速度感固然令人兴奋，但也应注意刹车的运用，否则，欲速则不达，物极则必反。而反对的声音，就是控制速度的刹车，在正常的国家和社会必不可缺。除此之外，它还是防止公权与私权失衡的砝码；调整权力行进方向的罗盘；也是政党和政府借以纠偏、完善自身的有效途径。在春秋时代，郑国国卿子产“不毁乡校”的历史记载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面对郑国人在乡校论政时所发出的种种反对声甚至谩骂，子产理性以对、宽容相待，“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共关系思想及政治手段，在数千年后仍然值得为政者效仿。

　　在政治场域，有一个名词叫做“忠诚的反对者”，意即为使政治制度通往“善”的目标，通常会有一些唱反调的人出来给政府“挑刺儿”，这种反对并非唯恐天下不乱的恶意破坏，而是为使“善治”尽快达成的希冀。正因为有这些“忠诚的反对者”，政党与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才会在反对者的提醒下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平衡各种关系，适度调整权力的边界。

　　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铁定是独裁专制的国家，在这种国家，民众要么没有思想，要么被恐惧吓得不敢出声。但同时，只有一种声音的独裁专制国也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它只要与世界文明有了交集，那么长期被抑制的民意必会在文明的引导下熔岩般喷发，这个时刻，独裁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在众声喧哗中，政党和政府既可以愉悦于赞美声，也必须重视反对声，反对与批评不失为社会治理的良药之一，它必是发现社会问题后的反射，在这种反对声前，国家和社会治理者不能如蔡桓公般拒受逆耳之言，最终导致病入膏肓。接受反对与批评者，保护反对与批评者，实际上是为国家、社会安装一道“减压阀”，唯有如此，才有真正和谐，才能真正和谐。

　　声音

　　希望什邡吃的这一堑是最后一堑

　　从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立项动工，到部分群众抗议，到警察“驱散”他们，直到市政府最后宣布停建项目，一切似乎重回原点。然而在兜这一大圈子的过程中，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新的损害，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一堑”不是第一次吃。我们非常希望这是各地政府吃的同一类“最后一堑”。

　　中国不可能是矿产及化工项目绝迹的国家，为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这类项目一段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或许还会增多。只有错误的选址、不及格的环保或者不成功的官民沟通才会把这些项目同人民的利益搞成对立关系。所以我们才说，什邡的事再也不该发生了。

　　这的确涉及各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互联网在关注每一个角落以及每一个人的情绪和不满。在这种时候，为官一方切不可高看了手中的权力，切不可排斥舆论监督。只有真正依法办事才最可靠。■据《环球时报》

　　习惯性质疑是为了习惯性信任

　　习惯性相信的前提恰恰就是习惯性质疑。任何好的制度设计，都是从不信任出发来建构最终所要达成的信任。同样，制度运行过程中，只有在习惯性质疑之下依然能够禁受得住“考验”，才能说是制度实施成功。这一点，对于公权力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任何在无条件信任之下的公权力，都可能偏离其最初设定的目标而被滥用。所以，对于权力行为的习惯性质疑，目的正如休谟所言，“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社会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最不应该被指责的是公众的习惯性质疑，因为这些质疑从来都是要表达肯定性的诉求，希望我们社会的信任基础更加坚实。真正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面对公众的习惯性质疑，一些被质疑的对象总是以习惯性暧昧来应对。暧昧的态度带来的结果就是信任危机的加剧甚至谣言的滋生。

　　很少有人会偏执到，先入为主认为所有的习惯性质疑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质疑本身就为被质疑对象提供了一个自我澄清机会，如果质疑是错误的，通过澄清反倒能够为被质疑对象的形象加分。也就是说，习惯性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建社会信任的“鲶鱼”，能够让被质疑对象的行为变得更透明。缺乏习惯性质疑，面对所有事情都是“众口一词叫好”或者“集体沉默”，一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这就像一个没有摩擦的社会所有人都将寸步难行那样。■据《燕赵都市报》

　　天下没有无“阵痛”的改革

　　必须承认，任何层面的体制改革，无一例外都将导致利益的再分配。从改革本身来说，为官者担心官职不保、权力大减；为“兵”者担心福利变少、待遇下降。这些心态均为现实的“司法利益化”的缩影，也更证明了“铁路司法去铁路化”的紧迫性。但如因无可回避的阵痛而回避改革，只会使问题积聚，矛盾深化。与其让铁路司法机构承担着日益加剧的公众不信任，倒不如痛下决心，加快改革步伐。

　　如果将目光从铁路司法体制改革，转移到已步入深水区的整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改革，当有同样的攻坚难题。铁路司法划转地方的实践说明，其实改革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艰难，问题只是在于，顶层设计有了，壮士断腕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决心有没有？■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