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零时起，广州市正式对中小客车试行总量调控管理，同时将严查限购令后违规突击售车或违规购车行为，对已签购车合同要进行公证，并应于7月9日前向该市公证机构办理公证手续。

　　广州的这一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还涉嫌与法律精神和要求相悖。根据《公证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该法第三十八条同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未经公证的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依照其规定。

　　而广州市 “限购令”只是政府的一纸“通告”，在法律性质上是连“法”的意义都算不上的一般规范性文件，与“法律、行政法规”更是相去甚远，根本无权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因此，尽管“通告”明确规定在7月1日零时前的购车合同和发票，需要公证机构的公证证明，但在性质上显然是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不具有规定强制公证事项的效力，这也意味着当事人即使不履行“通告”规定的公证证明义务，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另一方面，从情理上来说，在政府服务民众，采取一定措施防止造假，法律一般不会禁止。但是，法律没有也不可能允许政府将这个责任无限制、无条件地附加给民众，尤其是不可能要求民众必须花一笔不菲的公证费用，才能获得让政府为自己提供服务的机会。

　　这就是说，在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强制公证义务的情况下，广州市“通告”将购车行为真实性的证明义务完全赋予购车民众，属于“懒政”思维。其实，处理骗取登记行为并非无以应对，如果政府部门认为购车事实存疑，应当自行启动行政调查程序，并依法惩处相应的责任人，通过严格执法以及警示和制裁效果，一样可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