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并提出了到2020年的目标，即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从目前算起，离这一目标还不到10年时间，因此可谓任务紧、责任重。好在我国已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科技发展具有良好基础。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跃居全球第二，过去长期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科研投入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高校，科研投入占比都有大幅提高。

　　科研投入提高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我国专利技术的申请量有大幅增长，近几年，专利申请总量在几个世界主要大国中跃居前列。除此之外，中国的论文引用数量也居世界前列。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科技实力有显著提高。另一标志是，前些年连续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以及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近年来都有人摘得。而国家在太空漫步、蛟龙潜海、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稻、基因测序等方面，一大批科技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也捷报频传。

　　所以，中国应该完全有条件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跟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

　　然而，在笑傲于中国科技创新取得成就和进步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原始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发明等仍然凤毛麟角。尤其是，标志着世界最高科学成就奖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我国本土培养的科学家至今还未有人获得，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科技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还不适应，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还不密切，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化的能力还较差，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和学术界还很浮躁，科研风气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

　　但就中国的科研现状和社会环境来说，最关键的还是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和行政主导科研和学术活动的体制机制对科技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作为“李约瑟难题”而一直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人所关注，并试图解答。其实，李约瑟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换成“为什么中国少有科技创新”。巧合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其生前也提出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两者虽然一个针对的是科学，一个针对的是学校，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精神内涵却完全一致，都直指中国社会的要害，即行政主导的科研和教育评价体系，窒息了中国的科研和学术自由，致使创新无法进行。

　　具体来说，官本位和行政主导机制对科研的践害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学人员确定科研重点，科学人员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科学家来主导研究项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家“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科学家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能避开尽量避开。由此也就在我们的科技和学术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和风气。但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失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而由于害怕失败，科研人员对未知领域就不敢去尝试。

　　所以，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实际就是在解决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问题。这就是，取消科研和学术领域的行政主导，消除官本位意识对科技、教育和学术的浸淫。此为关键。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建立企业为主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产业化通道；加快科研人才的培养，用科学精神占据人们的头脑和思维等。

　　邓聿文（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