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火车站里的排队机 ■ 都市时报记者 张玉杰

薛荣森发明的“梳状单向门”受访者供图

薛荣森喜欢打扮成诸葛亮，推荐自己的发明成果受访者供图

　　■ 都市时报记者 陈舒扬

　　他们是一群刻苦的人，一群爱好思考的人，一群忠于事业的人。他们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迷，他们是资本时代的怀才不遇者。

　　他们的名字叫“民间发明者”。

　　在这个财富急剧扩张的时代，大市场、大趋势、大企业、大资本占领了眼球和资源，但仍有众多跃跃欲试的民间资本和争取创业的普通人，在试图利用自己的智慧从商海中捞金。民间发明的地位如何？能否在商界中求得生存？

　　“梳状单向门”与“一米排队机”

　　即使在民间发明界，当薛荣森向人介绍自己的产品时，也会有人讥笑：“这也算发明？”

　　不久前，薛荣森一天之内签了三个合同，这次他卖出的依然是七八年前研制的“梳状单向门”和“一米排队机”。

　　“目前为止，郑州铁路局、呼和浩特铁路局、太原铁路局、乌鲁木齐铁路局、青藏铁路公司、昆明铁路局和成都铁路局局部，所有车站都在用一米排队机。” 薛荣森说，这些年，自己的发明每年都有几百万元的销售额，今年春节前，北京西站又安装了86个窗口排队机。

　　薛荣森来自湖北，是个民间发明人。“梳状单向门”和“一米排队机”是他的代表作，他把它们称作“通行控制技术”，自诩为这门技术的创始人。近段时间，已在铁路圈子内小有名气的薛荣森又被北京铁路客运局请去，做火车站进站口实名制验票的流程设计。

　　“梳状单向门”看上去和酒店的旋转门类似，只不过将平面门扇替换成梳齿状的不锈钢杆，并在通道的一边设有不锈钢杆障碍物，与旋转门的不锈钢杆平行却上下交错，这样一来门依然可单向旋转，但只有一个方向能通过行人；“一米排队机”则是一个开有1/4缺口的圆形水平门扇，由垂直的旋转轴固定，能够将站在缺口位置的办业务者和等待办理业务的人分隔开来。

　　即便在民间发明界，当薛荣森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产品时，也不乏嘲笑的声音：“这也算发明？”“这不是很常见了么？十几年的东西了吧。”

　　“别把发明、创新、专利这些概念搞得太神秘了。”薛荣森说，这类专利叫做“实用新型”专利，是专利种类中创造性和技术水平最低的一种，多是适于实用的新技术方案，又叫小发明或小专利。

　　“既然你说是十几年前的东西，那为什么你走遍中国，火车站全是用我的产品呢？”薛荣森反问。

　　非典型的发明家

　　凭借“各个击破”的手段和圈内名声，薛荣森的作品成了各大火车站进站口的“把门人”。

　　“我有十几项发明，其中有两样被我开发出来，推向市场。‘一米线排队机’是其中一种，它简单实用，你可以说它蠢，我不在乎，有人掏钱买它，足矣。”薛荣森在自述文章中写道。

　　高中毕业，读过铁道部的党校，平时爱看书。1990年从一家大型国企离职后，薛荣森开始承揽火车站等单位的设施安装维护，并以此为业。与车站打了多年的交道，他熟知铁路客运管理的困难，自认“比工作人员都熟悉火车站”。

　　梳状门和排队机的发明，都源于车站管理人员面临的难题。多年前，薛荣森在襄樊火车站维修站场设施时，站长提出：火车站候车大厅入口处安装有“三品”检查仪，为防止漏检，在检查仪旁设了仅能单人通行的狭窄通道。这样一来，需要另开一个通道，供车站工作人员和部分旅客出厅，还要设值班人员，防止外面的人进入。这样做不仅需要更多人力，也很难确保没有疏忽。传统的单向门效果也不好，行人只须一抬腿就能跨过去。

　　薛荣森很快意识到，这是全国几百个大型车站都会有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设计和试验后，梳状单向通道门诞生了，不久后，薛荣森申请了国家专利。与梳状门类似，一米自动排队机是在营销梳状门时，洛阳火车站站长向他提出的问题。

　　“我很了解这些东西，但没有人去办，我就要去办。”按薛荣森的说法，至今为止，他实地考察了1000多个火车站，每次都先手工绘制车站平面图，然后回家转化成电子图纸，当然，他一定会留下每个车站的照片。

　　至于营销的方式，薛荣森总结为5项：媒体报道、广告、函件、展会、网络，其中函件最直接有效。“我们把金融、铁路、交警这三个可能用到我的产品的行业筛选出来，再具体到采购部门。这样，我只需要寄出300封左右的信，就能将一个行业内有价值的用户搜一遍。三大行业也就600封信，一年搜12遍，7200元就够了。”

　　“我是民间的、个人的、非职务的、应用技术的。所以，我必须像古代的屠夫一样，杀牛、扒皮、剔骨、削肉、摆摊、叫卖、收银子。”

　　凭借“各个击破”的方式和圈内名声的口口相传，薛荣森把他的“不锈钢棍子”牢牢安插在了庞大的中国铁路车站系统里。

　　“单向门”华丽变身

　　有了客户之后，薛荣森依然在摸索。他正在研究新的单向门，一旦成功，所有火车站的大门就会“像酒店大堂的旋转门那样”。

　　薛荣森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通行控制技术”，不断根据需要更新产品，适应市场。早期的一米排队机的转盘只有一个缺口，只有上一个旅客完全走出来，下一个旅客才能进去，有些耽误时间。现今的设计都有了两个缺口。

　　一米自动排队机一开始有银行版本的，但随着银行取号机的应用，排队机没有了市场。2008年下半年，薛荣森果断决定停产。

　　谈及知识产权领域，薛荣森说，他并不担心自己的专利产品被仿制。他举例说，西宁火车站曾经购买了18台排队机，日后因为新增的需要，为了节省成本，就找人仿制了3台，“结果坏了，没法修，又来找我。虽然东西看上去简单，但能做到几年、十几年不坏的，只有我的产品。”

　　薛的生意经是“用效率战胜敌人，用诚信赢得客户，最后是用专利保护自己”。昆明火车站办公室的一名主任因此将薛荣森和他的团队称为“敢死队”。

　　“只有当客户提出要招投标时，我才亮出‘专利’这个牌子，管用得很。客户不会为几个小钱去惹麻烦。这是专利，我不授权，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生产、销售。”

　　根据薛荣森的说法，这些年来，排队机和单向门的销量基本稳定，但凭借他自己的小公司，生产能力和宣传能力都有限，而且客户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市场是慢慢释放的，现在十几个铁路局基本装完了，产品又不会坏，装完了就没有了。”

　　虽然成绩不错，但薛荣森依然保持着发明者爱好钻研的本色。他告诉都市时报记者，现在的梳状门不密闭，在北方推广遇到了困难，无法做到既安装单向门、又保留北方冬天必须使用的挡风帘。“一年的空调耗电损失就有一二十万。”

　　2007年，薛荣森开始研究新式的单向门。据他描述，新一代的单向门“通人不通风”，外观也不再是由不锈钢管架构成的“囚笼”形状了。他说，新的单向门是他“最值得期待”的作品，理想的情况是，一旦研制成功，所有的火车站换上更实用和美观的单向门，就会像“酒店大堂的旋转门那样”。

　　孤独的成功者

　　空抱着专利却不能实现其价值的民间发明者太多了，薛荣森这样的人只是“万里挑一”。

　　作为万里挑一的成功者，薛荣森在发明界中已小有名气。但是他仍然说自己很孤独。

　　薛荣森的成功在其他的发明者眼里的确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个群体里，失败和落魄的故事太多，很多看上去很有前景的专利技术没能成为商机。

　　广东顺德有个叫方展崇的民间发明家，20多年执著搞发明，拥有50多项专利，却一直难获应用、推广。相反，6年里，他与苏泊尔打了10场侵权官司，“维权”反倒成了最大事业。

　　四川75岁的老人杨纯嘏，痴迷节能技术已近30年，获得6项国家专利授权，但他没因这些专利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他知道四川有12个厂在用他发明的节能技术，但没有精力去维权，至今生活清贫。

　　李家诚在被发明搞得家徒四壁之前，是重庆市渝中区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所长。他发明的润滑油抗磨添加剂通过了国家检测，他自己给这项发明专利的估价是7000万元，但多年来，这只是个纸上数字……

　　以上是媒体报道中信手拈来的案例，更多的发明者依然默默无闻。他们精通某一技术领域、思维活跃、满腔热情，却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境遇。薛荣森一遍又一遍向“发友”们解释，为什么自己能成功。

　　“需要去倾听生产、实践中，使用者遇到的问题。”薛荣森喜欢分享自己的经验。“如果你是火车站的客运副站长或者客运车间主任，我的这两样东西都是有关你的痛痒的。进站口乱哄哄、售票大厅加塞儿插队、拥挤不堪，你要负责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打破依靠卖专利挣钱的想法。如果只是抱着专利，希望谁去买你一张废纸，永远也没有出息。”

　　“只要自己有能力做，就毫不犹豫地自己做。转让专利的成功率几乎是零！”

　　“不要太多计较‘专利’二字，直接上‘产品’！”

　　民间发明者的光荣与梦想

　　虽然群体中不乏希望创造永动机的人，但他们依然热情高涨，勇于献身自己喜爱的事业。

　　其实，薛荣森对民间发明者这个群体的评价并不高。“这个群体不值得关注。都是无权、无钱的妄想者。”在都市时报记者刚联系他希望采访时，他便实话实说，“我也是，只是还留有一丝的理性，稍好一些，万里挑一。”

　　9年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田松根据自己多年与“民间科学家”打交道的经历，写出了《永动机和哥德巴赫猜想》一书。书中如此描述民间科学家：“他们是一群刻苦的人，一群爱好思考的人，一群勇于为事业献身的人，一群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的人。”

　　不少民间发明者反对把自己和“民间科学家”混为一谈。因为前者致力于技术创新，后者则是理论突破——比如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但这两个身份多少会被人想到一起。例如，民间发明者建立的网络社区里，时不时就会有永动机爱好者在讲述自己研制机器的经历和成果。他们会先从理论上推翻“永动机不存在”的断言，再说自己经过了多年的试验证明，云云。

　　官方对民间发明者使用了一个更中性的称谓，叫“非职业发明人”。

　　王鹏，湖南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课余在一个设计工作室工作。这个工作室由相关专业的师生一起组建，他们的工作是为有需求的发明人提供“从机械设计到电路设计，从外观到内部结构优化，从效果图到生产图的一条龙服务”。王鹏明确地告诉记者：民间发明人的境遇很可悲，有些是自身的原因，抱着“傻瓜式的渴望”；而对那些想发明永动机的人，工作室是不接待的。

　　“每个年代的发明者，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发明人刘亚军有自己的一套见解，“拿50后和60后来说，经历过文革的人，因为没有基本的物理知识，全靠生活经验。他们发明出来的很多永动机，原理十分可笑，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完美无瑕。”

　　刘亚军今年38岁，大学学历，建筑材料专业毕业。发明是他“从小的爱好”。他从事过不同职业，搞发明却有将近20年。几个月前，他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希望自己的发明，自己能开发”，他同时还是一个民间发明者QQ群的群主。

　　“民间发明比较有成就的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年龄大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就有能力实践自己的发明，而且知识范围比50后要广。到了80和90后，就只有梦想了，经济不独立，所有的发明只能停留在想法上。”

　　刘亚军常对人说：等80后、90后成长起来，中国接下来的10年，会有个民间发明的爆发期。不过他的“发友”们大多没有这样乐观。

　　每个发明者都是一座孤岛

　　刘亚军希望通过网络，让民间发明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更顺畅，改变群体处境。

　　“薛荣森成功了，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需要做。他应该去帮助民间发明者，成就下一个薛荣森。”刘亚军说。

　　薛荣森不知道刘亚军，刘亚军早知道薛荣森这个人，还曾热情邀请薛加入自己的网络社区。“这个群主要由民间发明者和民间投资人构成，简单说，就是一群想创业和正在创业的人。”论坛上每天都在讨论新的创意，沟通如何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了新想法，在我们的发明群里，很快就能得到理论验证，并且用图来表达，用软件来模拟。这些都是上一代发明者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们自己有了错误也找不到原因。”刘亚军希望改善民间发明者之间的联系，通过信息的沟通，以及互相的影响和激励，改变群体处境。

　　民间发明者的单打独斗固然处境艰难，可“草根”们聚在一起，也未必会有更好的结果。媒体曾报道，2005年，深圳民间发明者陈大海个人投资开办了“发明商店”。希望找到一个民间发明与市场的契合点，为深圳庞大的民间科技发明、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交易提供中介和平台，并从中获利。但陈大海的“发明商店”在开业仅2个月后，即关了门。

　　至于政府主导搭建平台，实际作用也微乎其微。“我在大连参加过两次发明博览会，北京、郑州、武汉、广州都有参加，都是与专利相关的。我也是襄阳发明协会的会员，深感组织网络的不易。”在薛荣森看来，一个人的能力、经历、精力都有限，不同的专利，生产、渠道、市场都不同，许多事情必须发明者知道怎么操作才行，别人最多只能提供思路，能帮得上忙的很少。“政府都没有办法，何况个人？”

　　创业路漫漫

　　敢于投资民间发明的风险投资机构不多，有一些“投资人”甚至试图窃取发明者的技术。

　　薛荣森再三重复着自己的观点：不要寄期望于转让专利，或指望专利保护自己，因为在现在的专利制度下，稍作更改，就能申请新专利。“只要是好点子、好产品，不管有无专利特性，贴上个专利标签，卖出去才是王道。”

　　也有人抱着寻找投资项目的期望，加入发明者的网络社区。一名投资人对刘亚军的太阳能光波炉专利有兴趣，不过现在还疑虑重重。

　　“我感觉他（刘亚军）的产品还是要做调整。太阳能光波炉面向的是农村市场，而农村做饭基本都在阴面无阳光的房间，他的产品是要在阳面，限制大，让民众去改变这样的习惯，再加上产品高昂的价格，确实难做。”不过投资人说，他依然打算过几天同刘亚军见面，看看实物。

　　在这位投资人看来，很多发明都是在传统行业围绕现有的产品加以改进，虽然有某些优势，但让人们改变习惯去适应、然后大规模推广，很难；原创性的、可填补市场空白的产品更有优势，但毕竟是少数。

　　资本方面，支持民间专利技术孵化的风险投资非常罕见，记者联系了几家风投机构，都没有对民间的发明表示兴趣。刘亚军的一个想法是，把发明和私人加工行业——也就是家庭式或小型的加工工厂——结合起来。“每个搞加工的企业，最终梦想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产品。发明人总想把自己的发明最终做出产品，却找不到投资人。两者有互补性，集合后能完成发明的孵化期。”这也就是说，加工工厂可以通过代加工、包销、前期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发明人的创业中来。

　　不过，这样做的专利保护又成了一个问题。刘亚军最近有些恼怒，因为他发现一些“投资人”与自己联系，是抱着窃取技术的目的。

　　用薛荣森的说法，若想实现发明的价值，民间发明人唯一的道路是“自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