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不仅把大调解作为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手段，还将其作为改变干部作风、凝聚发展力量的动力。郭红松绘

　　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

　　2009年以来，四川省绵阳市把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发展的治本之策，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整体联动，把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环境保障。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

　　在绵阳市游仙区行政办公区，区大调解协调中心占据了办公楼的一层。129名调解员轮流值班，全天候调解处理群众的矛盾纠纷。

　　游仙区大调解中心不仅现场解决群众的矛盾纠纷，还对群众的矛盾纠纷进行及时分流。在游仙区，现已在乡镇建立25个调解中心，村、社区及区级各部门全面建立调解室，在居民小组还设立了调解工作站。实现了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群众还可以挑选、预约调解员。

　　游仙区大调解网络仅是绵阳市大调解工作的缩影。从2009年开始，绵阳市便着手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将原来单打独斗、相互脱节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整合起来，设立统一的指挥协调中心，从单向调解转变为联动调解。

　　绵阳市大调解工作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作为总责任人，实行考核结果与干部年度考核、报酬奖惩挂钩制度。在县市区、乡镇和村社区建立大调解机构3级平台，县级的大调解协调中心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指挥协调中心、情报信息中心、分流处置中心和困难矛盾联动调处中心，而村和社区及企事业单位的调解建设则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信息站、矛盾纠纷化解站、群众服务工作站和“大调解”宣传站，把调解工作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建立广泛的调解机构，调解员从哪里来？绵阳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等在调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同时聘请负责任、懂政策、覆盖各行业的相关专业人士作为调解员，全市4万多名各类调解员成为社会稳定的有力支持者。

　　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吴成兴是绵阳市新桥镇的调解员，他每天都奔忙在路上，农家小院、田间地头就是他的调解场所。从开展大调解工作以来，吴成兴参与调解的矛盾纠纷有好几百起，他把调解经验归结为用情、用心，就能取得当事各方的支持和信任。

　　前不久，东华村村民找到吴成兴，请他调解与颜某的纠纷。颜某是收购废品的个体户，与村里签订了5年的场地租用合同，因废品有污染，群众反映强烈。但颜某也有委屈，合同未到期搬迁有损失。双方由此僵持不下。吴成兴介入后，依据相关法规，历经一个多月，最后达成村里给予颜某适当的补偿，废品收购站搬离东华村的协议，纠纷圆满解决。

　　村民的纠纷到吴成兴处调解是绵阳市大调解工作的第二道防线。绵阳规定，群众的纠纷可在社区、村组先进行3次调解，调解不成功的再到乡镇和街道调解中心调解3次，如果矛盾纠纷还未解决则可在县市区的大调解协调中心进行3次调解。“三三制”的建立，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也确保了矛盾纠纷有充足的机会进行调解。

　　绵阳市政法委工作人员介绍，绵阳还建立起流动调解网络，将各类矛盾排解在萌芽状态。同时，针对农村外出务工多的情况，探索推行农户联户代表制度，每10至15户推举1户联合代表，代表留守村民处理日常事物、参与村社管理，构建富有实效的交流沟通和矛盾化解机制；大调解协调中心定期对疑难的矛盾纠纷进行“会诊”，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对接和联动，为群众提供了便利。通过建立大调解机制，绵阳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和社区，大事不出乡及街道，矛盾不上交”，一批批“钉子案”、“骨头案”得到化解。

　　大调解促作风转变 凝聚了发展力量

　　绵阳市涪城区绵州社区主任王汝萍走到社区的任何一个角落，居民都会主动打招呼并提供社情民意。

　　王汝萍说，社区之变始于大调解。她刚赴任时，群众要求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辖区内一家屠宰场的噪音和污染。王汝萍联系了多个部门，通过调解促成了屠宰场搬迁，由此改变了社区群众对干部的看法。

　　绵阳不仅把大调解作为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手段，还把大调解作为改变干部作风、凝聚发展力量的动力。

　　在绵阳，万名干部坚持“灾情最重的乡村必去、区位最偏远的乡村必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必去、问题矛盾最多的地方必去、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必去。”到基层听民声，在一线解民忧，通过大调解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将矛盾化小、化了。

　　过去，绵阳一年各级大调解机构接触矛盾纠纷的数量在两万件以上。而今年前5个月，全市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516件，调解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排查矛盾纠纷数量下降36.8％，新收案件增幅和涉诉信访案件数量均明显下降，大调解调顺了民心，调出了和谐，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环境保障。

　　本报记者 李晓东

　　（更多内容见4版《大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