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到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已经走过100年历程。风雨一百年，弹指一挥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座博物馆曾数次更名，几度分合，馆舍历经变迁更新，馆藏文物也经过数次迁徙和增补。走过一个世纪的光阴，国博本身已经成为一段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

　　博物馆归属教育部 鲁迅勘选国子监为馆址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建立，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为博物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912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2月，他发表《对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批判了清末的教育，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为内容的新教育方针。特别是美育思想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新教育的内涵，也为美术展览、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社会教育被纳入了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之中。

　　教育部明确规定博物馆由社会教育司具体管理，社会教育司职掌九项事务，其中有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

　　1912年6月，教育部责成社会教育司筹建博物馆，并委派该司第二科科长周树人勘选馆址。因为国子监毗连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与历史博物馆性质相近，所以“经国务会议议定改国子监为历史博物馆”。

　　1912年7月9日，教育部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当时的馆址仅有前国子监衙署一座，计210间，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所有文物系接收国学旧有礼器、书版、石刻等57127件。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彝器，包括召仲簠（fǔ）、康侯鼎、内言卣(yǒu)、素洗、雷纹觚(gū)、牺首壘(lěi)、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壶等十件。这些贵重文物原为清宫旧藏，1769年颁领国子监，陈设于大成殿，1920年移运至国立历史博物馆。

　　1914年至1916年期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袁世凯复辟帝制，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

　　迁馆午门创业 从筹备到开馆用了14年

　　1917年，教育部以国子监馆址“地处偏僻，屋舍狭隘”，提议将故宫“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后因经费不足，教育部停止京师图书馆的迁移，将端、午二门一带地方定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新址，单独迁入。

　　教育部规定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1000元，由部支领，其修缮、发掘、采购文物诸项临时经费，随时呈请报部，核实批给。但实际上，因政府经费支绌，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并不能按期支领。

　　1924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渐臻丰富，藏品总数已达20余万件，分为26类，包括金类、石器、刻石、甲骨刻辞、玉类、陶器、明器、俑类、瓷类、砖瓦、木器、兵器、衣冠、地图、画像、碑帖、唐人写经、宋代精椠、板片、明清册命题奏、试卷、武试用器、前代御用品、现代国际纪念品、模型、影片等。

　　1926年春，国立历史博物馆募集到开办费1万元，用于添置设备，筹备正式开馆。同年10月10日，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每周三、周六、周日开放，有10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开放一个月，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

　　1929年8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自9月份起变更开馆日期，每周六、周日开放，周三为特别研究日期，以便学术机关学校团体以及专门学者从容看展览，有充分研究时间。当时历史博物馆参观券面共分4种：一是不定期赠券，二是定期赠券，三是普通参观券，四是半价券。研究人员无论何时，一律免费免券。

　　日军侵华文物迁徙 珍贵文物藏身古庙祠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给刚刚得到初步发展的博物馆事业蒙上了阴影。为避免国家珍贵文物遭受损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奉命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开始了艰难的搬迁历程。

　　一部分重要文物装十箱，分别编号，秘密保存于北平浙江兴业银行。另一部分重要文物分批南迁到上海、南京，总计15727件，由中央研究院负责接收。

　　第一批由裘善元于1933年2月27日带到上海，并由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接收保管，存放于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库。此次南迁文物共计36件，包括太平天国玉玺、康熙万寿图印本、利玛窦绘地图和一些宋版书。

　　第二批是委托北平古物陈列所，随附第二批运输故宫古物专车运到南京。1933年2月，这批南迁文物从北平抵达南京浦口火车站时，由于政府高层就文物去向产生分歧，两列火车滞留一个月，才卸车转水运至上海。第二批文物到达南京后，中央研究院致函古物陈列所，要求提取所运至南京的文物。本次南迁文物共37箱，433件。

　　第三批南迁文物仍然委托古物陈列所，于1933年3月28日随附运输故宫古物专车运到南京，本次南迁文物共4箱，17件。

　　自1936年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经费改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支付。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为保护中央博物院收藏的国宝文物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攫取和毁灭，中央博物院开始“着手选择藏品，分装多箱，经赣入湘，妥为安置”。1937年11月18日，中央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踏上了长达十年的漫漫西迁之路。

　　中央博物院的这批文物，1937年12月24日至1938年1月6日，从汉口用船运到宜昌，再由宜昌向重庆转移。1938年1月底全部抵达重庆。因重庆雾大雨多，常有敌机空袭，这批文物最终被迁移到乐山安谷乡，择定古佛寺六祠作为文物的临时保存库。文物在乐山存放将近8年，直到1946年9月集中于重庆，1947年底运回南京。

　　日军搜刮军火原料 千尊旧炮被掳掠

　　日伪统治北平初期，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开放时间缩短，珍品酌入库藏而参观者亦都系敌方军民及避难乡人，专门研究之学人殊不多见”。

　　抗日战争后期，历史博物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难。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为了缓解军事资源的枯竭，在北京发动“献铜运动”，以搜刮制造军火的原料。日军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就劫得220余吨。

　　1945年12月7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报告，“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1945年3月，日寇“华北政务委员会专员山本富士松带同军用汽车到历史博物馆”，将“午门前东西朝房所存之废铁炮……计一千四百零八尊还往他处”，“馆存旧炮千余竟遭掳掠献资敌用，是大恨事。”

　　国民党逃亡台湾 文物精品被运走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发展，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展开，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亡台湾，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文物保藏单位所藏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迁台决定作出后，抢运很快开始了。

　　1948年12月21日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11年前，为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南迁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同样的码头，同样的冬日，不同的是，当年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码头。

　　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着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中鼎号”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了。

　　第一批文物运出后，立即开始第二批的筹备。运输工具，海军方面已无船可派，最后决定改雇商轮。1949年1月3日招商局海沪轮抵达下关码头，1月6日海沪轮起锚。

　　1949年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解放军全面胜利，进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28日，农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内细雨连绵。装满国宝的木箱露天堆放在下关码头已经好几天了，木箱上面盖着挡雨的油布，静静地等待着运送它们去台湾的船只。这时的南京，交通非常紧张，连火车顶上都站满了人。28日下午海军昆仑号军舰抵达下关码头运走了最后一批文物。

　　在这三批运走的文物中，均有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藏：第一批212箱，第二批486箱，第三批154箱。这些文物中包含原藏于历史博物馆的一些珍品，如周代的十件彝器。J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