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京人艺排演《虎符》，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将话剧民族化的尝试，也是北京人艺首次进行艺术创新实验。图/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过了六十年，应该是个零”

　　六十岁的北京人艺为中国话剧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演员与观众。如今，一甲子之后它必须直面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好导演好演员需要持续的现实

　　本刊记者/唐磊

　　86岁的黄宗洛走了，北京人艺又失去了一位老演员。而此时，人艺六十周年庆才刚结束不久。

　　“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相貌体态，黄宗洛在《茶馆》中塑造的松二爷直到现在仍是话剧舞台上的经典。“各方面的优势，促成人艺有了极度的辉煌。”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育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辉煌与危机同在，成就与困难并存”。

　　“把分配的任务的戏，排得很艺术”

　　一甲子说的是新人艺。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在那之前两年，吸纳了歌剧队、话剧队、舞蹈队等演出团体的老人艺已经存在，北京人艺第一部代表作《龙须沟》就在那时诞生。

　　1950年夏天，北京市政府开始翻修臭水沟“龙须沟”，市长彭真给北京人艺布置任务，拿出一部以“城市建设为市民”为主题的话剧。老人艺李伯钊院长请老舍以此事件写了话剧《龙须沟》，请焦菊隐导演。送剧本的人来到焦家，强调这戏是政治任务，和统战工作相关。焦菊隐大怒。

　　当时焦菊隐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没让他继续导戏创作。作为国内第一个把《哈姆雷特》搬上舞台的导演，导了十多年话剧的焦菊隐连新中国第一届戏剧家协会都没进。

　　《龙须沟》的本子争议很大，很多人觉得剧本故事缺乏戏剧性。但焦菊隐认为老舍将每个人物的性格、情感都塑造得鲜活，是个好本子，也就接了导演一职。

　　焦菊隐对剧组的要求很高，剧组成员都必须到龙须沟体验生活。全剧合排第一幕闭幕时，焦菊隐要求幕布关闭的速度节奏能烘托人物在电闪雷鸣时的心情。但司幕只是掌握了闭幕的速度了事。焦菊隐暂停了排练，他说幕布拉不好就不往后排。司幕只得去认真研读剧本。

　　1951年2月1日开始，《龙须沟》连演55场，引起轰动。这部戏奠定了北京人艺延续至今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北京人艺的重要特点，是把分配的任务的戏，排得很艺术。这在于执行任务的人。焦菊隐能把握这一点。政治上正确，但艺术还是核心。”戏剧评论家解玺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龙须沟》是一部急就章式的作品，老舍写了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1958年首演的另一部经典话剧《茶馆》，原先也是一部普法宣传的作品——《秦氏三兄弟》，焦菊隐发现了其中的精彩，才有了后来的《茶馆》。

　　“北京人艺有这个传统、责任，如果这个事件很感人，能激励人心、推动社会进步，剧院就会考虑写成话剧。拿着国家拨款，这是责任和义务。”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艺需要去歌颂这个时代，就会产生一些急就章，为了单纯配合当时的形势任务。后来老舍写的《红大院》《青年突击队》，包括后来我们上演的《红旗飘飘》《矿山兄弟》等，这些应时应景的戏都没有留存下来。真正的好作品是写人物内心的。”

　　今年，北京人艺计划排出新戏献礼，最终在三个剧本中挑中了一部关于“老人公寓”的剧本。戏剧评论家解玺璋说：“接到任务后，他们也会选择更有戏的东西。”

　　“我们绝不拒绝新的创造来滋养我们的传统”

　　1952年，北京人艺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和欧阳山尊、秘书长赵起扬，在原北京人艺院部的院长办公室内，连续聊了一周，每天上下午各谈三小时。这场著名的“四十二小时谈话”奠定了未来艺术创作的方向。

　　1957年，北京人艺建组排演郭沫若的《虎符》，这部戏后来被看做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话剧民族化的尝试，也是北京人艺第一次进行艺术创新实验。虽然北京人艺领导层对导演焦菊隐的实验很支持，但院内反对的声音巨大，主演朱琳甚至两次向院领导反映，要求停止实验。

　　每到排练时，赵起扬就坐在排练厅，以示对导演的支持。曹禺也曾到现场看联排，针对院内不同的声音，他说，这还是话剧，调子舒坦，很有可为，应有勇气做拓荒者。

　　1982年，随着林兆华的作品《绝对信号》上演，更大的一场实验在北京人艺出现。

　　这部戏的情节通过车厢里发生的事情展开，同时将人物的回忆和想象展现在舞台上，不再像传统戏剧那样按照时间顺序表演叙事。“现在看起来小儿科，那时候是被看成伤害了现实主义的原则。”戏剧评论家解玺璋说。

　　北京人艺内部审看《绝对信号》时，戏演完后的七八分钟里，没人说话。林兆华说，当时有人出来说这戏怎么能演，剧本好好改改，以后再说。这戏就完了。

　　好在老演员田冲首先开口，他说，演了几十年戏了，这样的没看过。四川不是有怪味豆，味道特殊挺好，可以叫观众品尝品尝。

　　不光是林兆华希望实验，80年代初，英若诚到美国与阿瑟米勒探讨选一部戏在北京人艺演出时，阿瑟米勒建议选《萨勒姆的女巫》，因为他访华时听了太多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故事。但英若诚希望引进《推销员之死》，虽然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推销员”是干吗的，也没人了解“保险”，但英若诚认为《推销员之死》的舞台表现形式能为当时的中国戏剧舞台带来新的冲击。

　　四个月间，《绝对信号》演出超过百场，但争议一直未停。

　　曹禺给林兆华回信说：“《绝对信号》是北京人艺艺术传统的继续发展。北京人艺从不固步自封、不原地踏步？???人老，常易看不得新事物；机构老，也易容不得新事物。我们绝不拒绝新的创造来发展、滋养我们的传统”。

　　曹禺的回信，在很大范围内缓解了院内对《绝对信号》实验的争论。

　　1987年，北京人艺拆了食堂，准备重盖，但在时任副院长林兆华的坚持下改盖了实验小剧场。传统和创新的两种戏剧观念，直到现在都在北京人艺内部以及评论界争执不休，但这也是人艺现在及今后发展的重要一环。

　　6月11日，北京人艺为院庆开了研讨会，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词。“老的，认为这些东西走的太远，林兆华是人艺现实主义的叛逆者，是遭骂的。还有一部分，认为林兆华给人艺带来了新的戏剧观、新的空气，人艺要发展，必须有这种东西，新的戏剧手法、思维，演员新的表演方法。这种争论是一种激励，剧院产生良性竞争是对的。”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兆华说没有创新，剧院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保持了中庸的态度，在人艺排戏是继承传统上往前走几步，在院外排戏就抛弃传统，大胆出新。”

　　“过了六十年不是六十一”

　　“叭叭叭？???”打字机发出的声音时断时续，音量时大时小，扮演打字员的舒绣文没有一句台词，但她操作打字机发出的声响，很好地烘托了气氛。1957年，她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入北京人艺，赶上《带枪的人》建组，这部戏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只有三名，都已分配，但舒绣文仍坚持要演打字员，不能再小的一个角色。演出结束后，一位看戏的保加利亚戏剧家对其表演赞赏有加。这是人艺的演员传统，几十年后仍然如此。

　　1992年7月16日，两名观众跳上舞台，给剧组送上一组横幅“戏魂国粹”，那天是北京人艺纪念成立四十周年，上演焦菊隐版《茶馆》，原班演员出演。黄牛票被炒到三百元。

　　“王利发”于是之嘱咐蓝天野说，我今晚要出毛病，你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接过去。

　　他已经65岁。那晚，于是之真的忘词了，不止一处。但演出结束后，观众依然掌声雷动。来的观众多是老人艺观众，他们知道台上这帮演员的水平和分量，出错是因他们年纪大了。

　　“现在的茶馆已经不好看了。缺在神，这是很难说明白的，就是没有那个味道了。”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育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看了几十年北京人艺的戏。

　　“今不如昔就是今不如昔，丝毫不避讳。过去的演员对于生活体验深，经历过动荡的社会，人生阅历丰富。现在的青年演员从校门走进院门，缺乏对生活体验的厚度和文学修养。”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承认，整体水平是不如老一辈的艺术家创造的辉煌。要面对现实。现在对于年轻演员，多种诱惑使之不可能长期在剧院锻炼演技。”

　　北京人艺规定，在编演员每年至少要跟四十场人艺的戏，但几十年前，天天泡在排练厅排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老舍、曹禺等大家的创作为人艺排出好话剧提供了基础。如今北京人艺缺好剧本，请来名作家应景也被指出硬伤。“《窝头会馆》主要是靠五位演员撑起来的，这个戏写得有毛病。”戏剧评论家解玺璋说。

　　对于这部近年北京人艺新创作的、有影响的大戏，刘章春也认为“刘恒(写话剧)确实不是很在行。比如没有贯穿全剧的完整事件，老是一段一段的。人艺派出的五位著名演员掀起了明星效应，但适可而止，如果长期这样，也不正常。话剧不是看角儿，看的是戏。”

　　今年6月中下旬，北京人艺票房已经突破2000万元，保守估计到年底会突破4000万元。票房不是问题，由政府拨款的运营资金更有保障。

　　“首先，戏剧观的走向，会关系到人艺今后的生存。第二就是导演奇缺，剧院的表演风格的形成、固定、发展，观众如何认识剧院，很大程度上是导演的事。而第三，演员是最要命的。”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六十年一甲子，过了六十年，应该是个零，而不是六十一年，是重新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