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1.13万亿元，10年间节约资金6600多亿元。对此，民众表示不解。财政部回应称，采购节约资金是指采购金额与采购预算的差额，与采购规模扩大并不矛盾。（见7月9日《人民日报》）

　　客观地说，在此前关于“采购规模”与“采购节约”问题的讨论上，确实有些常识性的悖谬亟待纠偏，一是采购规模大确实不等于采购浪费，约束到位的情况下，纳入公共采购的越多，越有性价比；二是公共采购不能简单等同于行政成本，如果采购内容多是民生支出，与“三公”等其实并无多少实际关联。搞清这两个逻辑，看待政府采购才能回归理性层面。

　　钱多还是钱少，任何时候都不能看绝对数值。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两个判断：首先，1.13万亿元政府采购其实并不算多。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采购规模一般占GDP的15%至20%，2011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仅占当年GDP的2.4%，换言之，还有很多购买性资金在采购监管之外，这恰恰是财政阔绰的制度性隐患；其次，从预算到决算，十年来累计节约数据确实有案可稽，譬如2011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为1.29万亿元，实际采购金额1.13万亿元，节约率为12.1%。

　　既然节约是事实，但为什么公众还是对“节约政绩”耿耿于怀呢？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三个背景：其一，作为最该悭吝的部门，财政部只晒节约的成绩、避而不谈浪费的问题，也是一种选择性的信息不对称。在天价U盘、豪华按摩椅等事件不断触碰公共底线的时候，约束制度的刚性，可能比简单的数据更牵动人心；其二，节约政绩本身也当放在辩证法的视野考量，一方面说明操作有功，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当初的预算编制过于宽泛？而在一些地方，多报多编已经是预算领域中不争的事实，当此背景下，这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空泛数字，还有几分说服力？其三，公众最希望看到的节约政绩是什么？是内外部监督对花钱者的制衡，而不是自己说自己省了多少成本。只要制度是可以信服的，实践是谦抑谨慎的，纵使节约600亿元，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当然，公共采购还是慎言“节约政绩”为好。在纳入公共采购的内容越来越多的趋势下，与其大谈“节约政绩”，不如多谈谈漏洞与不足，让公共采购贴近最佳性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