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2日上午，北京国谊宾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主任刘斌向“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汇报了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的发掘情况。

　　两天后，该项目从25个终评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2011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的入选是自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以来，浙江省的第十五个获选项目，也是刘斌主持发掘的考古项目中第三次获此殊荣，此前，他主持发掘的余杭汇观山遗址以及良渚古城考古已两度入选。

　　“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等，浙江省考古所的研究不仅将人类在浙江活动的历史从5万年前，提前到100万年前，其中9项更是被列入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甘于寂寞、默默坚守、低调务实、淡泊名利的无名英雄。”5月23日，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走进浙江省考古所，面对这群以刘斌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发出由衷的称赞。

　　面对蔡部长的赞誉，刘斌的回答却很淡然：“我是一个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文化工作者！”

　　从1985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至今，刘斌一直坚持在浙江野外考古第一线，晴时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忙碌在人迹罕至的乡间荒野。然而对他来说，考古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在探索中华古老文明的征途上，他痴迷在与历史、与文明的无声对话中。

　　在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刘斌的考古发掘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91年，他主持发掘的余杭汇观山遗址，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他又主持发掘了嘉兴南河浜遗址，此次发掘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坛和贵族墓葬，开辟了崧泽文化研究的新纪元。

　　良渚文化出土的器物中，玉器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刘斌对良渚玉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具开创性的见解，找出了良渚文化玉琮、冠状饰等的演变规律，发表了《良渚文化玉琮初探》《试论良渚玉器纹样与玉礼器形态的关系》《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器》等研究文章；他还参与编写《中国艺术博物馆》一书的玉器部分，主编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浙江卷，全面梳理了中国玉器的发展脉络，使其对于中国玉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6月，刘斌在杭州瓶窑镇长命乡葡萄畈遗址挖掘时发现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河沟，他考古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随之揭开。

　　仅凭十几平方米的石头遗迹，刘斌大胆判断：这里可能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古城墙！一年多的调查钻探证实，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座尘封地下5000多年，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

　　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立即震惊世界，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是目前发现的国内同时期最大的城址！

　　有专家称，良渚古城堪称是中国的金字塔！

　　“要知道，这是在5000年前，对应当时的生产力，需要多少工匠，多么庞大的氏族组织，才能建造这样浩大的工程？”刘斌说。

　　问号被一个个揭开，一座五千年的文明古城所折射出的较为成熟的军事、政治组织，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将良渚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说：“古城的意义不能局限于‘城’，要从整个良渚文化布局着眼，它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国家组织。”

　　“世界上还没有像良渚古城这样规模巨大、保存完好，既有古城，又有贵族墓，还有大型水利遗址的城址。”刘斌说。

　　良渚古城考古发现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7—2008年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2009—2010年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这是浙江省获得的最高等级的有关田野考古发掘水平的国家级奖项，刘斌本人也被评为2007年度浙江省“两创人物”，2008年被评为浙江省文化厅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如今刘斌担任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良渚课题负责人，主持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我的梦想是让良渚成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成为民族的魂、国家精神家园的载体。”刘斌说。

　　本报通讯员 朱海洋 本报记者 叶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