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特约评论员蒋璟璟

　　现代社会，正态的秩序来源有二：社会的自发博弈与平衡，公共治理者的日常管理。公众交税，用以支撑政府运行，进而捍卫全民利益，是现代政治运转的基本逻辑。但问题是，整套的“行政体系”一旦确立，某种意义上便是脱离公众意志的存在，面对它的自我膨胀、效率流失等顽疾，民众可怒可怨却纠偏无门。于此，见诸于政府采购的种种乱象，或是最好的例证。

　　围绕“政府采购”，近日两则消息值得关注：其一，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称近10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由1009亿元增加到1.13万亿元，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针对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采购规模扩大与精简开支并不矛盾。“节约资金”，是指采购金额与采购预算的差额。其二，7月

　　9日，《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公布，规定政府各部门应采购经济适用的货物，不得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严重违反的将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

　　第一则新闻，着力于诠释政府采购膨胀的原因——采购范围从行政办公用品到“公共服务”，“实销”与“预算”相较，十年间节约了6600多亿。遗憾的是，类似论调，并不受公众待见。毕竟，时下的预算传统，倾向于兼顾一切“或然需求”，故而实际支出比预算额度要低。而诸如“突击花钱”等景象，恰也印证了某些预算编制的“阔绰”。

　　理论上，预算与决算，是规束政府采购的直接手段。然而，各式因素制约下，所谓“预决算”效果不尽如人意，“奢侈、挥霍行径合法化”、“财政难以流向最需要处”乱象丛生。规范政府采购，首要的纠偏动作是激活“预决算”的约束力，在预算编制环节尽量收紧，在决算环节尽可能细化审计，在排除“突击花钱”等漏洞的前提下，进一步将下年预算规模，与当年决算结果相互挂钩——当然，清晰的路径，不意味着行动的可能。社

　　会治理集团的权力格局，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财政“预决算”多半会维持现状。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的出台，昭示着政府约束采购的路径选择——通过自律，来避免采购上的沉疴。在此过程中，政府采购的行为主体，再次充当规制采购的主体，通俗点说，难免有“运动员与裁判双兼”之嫌。诚然，民众应对行政体系的分工抱有信心，“监督者”与“采购者”，身份重叠并不奇怪。只是，将某个社会治理的综合型问题，内化为行政体系的道德和纪律建设问题，难免令人产生“所托非人”之感。在形同纵容的预决算环境下，除了买奢侈品、建豪楼，政府部门还有太多“变通”的空间，一句“降级、撤职”，威慑力着实有限。

　　公众以税金购买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本不应生发自我的利益意识。而时至今日，发生在政府采购上的乱象，以及涉事方为此选择的纠偏策略，一再说明，以“自觉行动”剥离既得利益的思路，不足以回应公众心底的核心诉求。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