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供图

倪星（受访者供图）

叶青（受访者供图）

　　温州公车货币化补贴过高引争议领车贴后仍要车或算索贿

　　昨日，中国政府网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规定，对公务用车购置、配备、使用及违规等都作了更加细致的规定。此前，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表示，2011年中央部门公车费用近60亿，占到三公消费6成多，顿时再次将公车消费推到风口浪尖。

　　“办公用1/3，领导私用1/3，司机用1/3”、超编超标配公车，有学者表示公车私用早已是公开事实。从采购、保养、维修直到报废，一辆公车孕育催生的腐败利益链漏洞频出，让原本艰难的公车改革难上加难。

　　本月初，浙江温州又为国内火热的公车改革另辟蹊径：公车“自宫”——拍卖400多辆市级机关公务车，并对官员施行货币化车补。从目前实践情况来看，公车拍卖价优惠，广受欢迎，但也因对官员车补过高，引发质疑。

　　文/本报记者李华、张强实习生/张晨子、杨惠琪、冯军福

　　7月1日，浙江省温州市国际会展中心热闹非凡，200多辆本田、丰田、大众等品牌的汽车扎堆亮相，付诸拍卖。

　　现实情况

　　超编超标无处不在

　　它们都是温州市“第二批市级机关(事业)单位涉改车辆”。早在6月24日，温州市首批215辆公车已顺利拍卖成交，加上这次，总计成交420辆。这被誉为“史上力度最大的地方政府公务车改革”。

　　去年，温州进行了市属国企公车改革，此番又对市级机关公务车“开刀”，温州无疑成了全国公车改革浪潮中的一颗新星。

　　公务车（简称“公车”），是指党政机关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分为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近年来，各地、各级公车始终都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批评声不断，“豪华公车”、“公车私用”等问题更是频频见诸报端。

　　对于公车的管理，中央去年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注：以下简称《办法》），对公车的配备、采购、使用等均作明确规定，“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公务用车，不得公车私用，并接受社会监督”白纸黑字写出。

　　实际情况如何？长期从事廉政及其治理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认为：公车制度弊端甚多，公车私用现象非常严重。

　　据倪星介绍，按照中央1994年的规定，省部级的干部才有资格“一人一辆”配备专车。去年出台的《办法》也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一般公务用车编制按“每20人不超过1辆”配备。可事实上，“超编超标配备的公车无处不在，已成为潜规则。”

　　超标名目

　　下属机构购买自用

　　公车采购由谁决策？北方某县级市某职能部门的二把手老张告诉记者，决策权在一个俗称由财政局牵头的叫“控办”的部门。至于控办全称，很少有人能说清。记者查询发现，控办的全称是“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公车属专控商品，采购得经控办审批。

　　老张说，机关公车编制受限，一般情况下很难在数量上取得突破，公车采购主要是“以新换旧”。某个机关想换车，就写申请递交给控办。排量、牌子、价位……这些要素都得控办批。当地政府规定，排量不得超过2.0L。

　　但老张透露，“潜规则的魔鬼藏在细节里”。假设某机关向控办申请购买A品牌车，控办极有可能作出答复：“A品牌车可能要等半年后才能到。”与此同时，控办会给该机关推荐B品牌的车：“B品牌的车性能差不多，很快就能到货。”

　　半年时间，谁愿意等？申请购车机关一般在控办面前都“不敢”耍性子，既然控办推荐B品牌也就改买B品牌。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控办的“某些人”跟B品牌的经销商“关系很好”。

　　根据编制，老张所在的机关只能配一辆公车，但实际上却有3辆公车在运行。另两辆公车是以该机关下属机构的名义申购的，但常年归该机关使用。

　　论级别，老张的顶头上司只是正科级干部，远不够格享受一人一辆的专车待遇，但无人查处。老张认为原因很简单：“各局都这样，单位内部谁敢管领导？”

　　在各级地方政府，领导违规享用专车已是公开的“潜规则”。理论上，即便是地级市的书记、市长也无权拥有专车，但现实情况又如何？老张向记者透露，那3辆公车去年总共花费30万元——公车司机的工资不计算在内，他们的工资由财政支付。

　　猫腻链条

　　从买到弃层层浪费

　　据倪星测算，公车费用约占全部“三公”经费的六成，甚至更多。一辆公车每年的运行成本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运行成本是社会轿车的3倍，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轿车的1/5，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不仅日常使用环节浪费极大，从采购到报废，公车流转的每一个环节都让纳税人“血流不止”。某地政府机关知情人士龚正（化名）苦笑道：“花样太多了。”

　　龚正介绍，在许多情况下，“回扣”贯穿公车流转的每一个环节，其中，采购是“重灾区”。他举例说：“以市价采购一辆公车，采购人有机会获得3000元~5000元不等回扣。以18万元每辆的价格采购10辆公车，车商愿意额外送一辆。”龚正认为，公务采购的招投标制度存有漏洞，采购方和供货商可串通勾结。而围绕公车的维修费、保养费、加油费和过路费这“四费”，滋生的猫腻亦不少。

　　一般而言，每个公车使用单位都会确定两个定点维修厂，一个负责大修，一个负责保养。在维修厂竞争“定点”资格的过程中，有的领导拿回扣，有的公车司机也跟着“沾光”，因为维修厂“通人情”，会送烟酒给司机表谢意。

　　据龚正观察，公车维修、保养环节的发票“注水”较为普遍。比如，补车漆实际花费400元，发票却写1400元。在他看来，用“加了1的价格”去报销公款，是约定俗成行规。如此一来，公车的维修费、保养费自然会远高于正常的市场价。

　　在公车使用环节，且不说公车私用，有的人拿亲朋好友的停车发票去报销，积少成多，也算一笔不小的“额外费用”。公车如衣裳，被“淘汰”的旧公车又去哪里了？大多数公车在使用十多年后会报废，一辆报废车的售价一般在500元~1200元之间。很多公车都是原装进口的好车，即便是国产车也是“牌子硬”，平时定期保养，到报废时，公车发动机等大部件大多良好。龚正说，有些保养得当的报废公车只要略花小钱补上瑕疵，仍可卖6万元~8万元，存有可观的差价利润。

　　私用怪状

　　领导升迁原车私用

　　在龚正看来，领导配公车的更换周期越来越短。“有的领导出门爱面子，经不起别人的鼓动，借各种名目频换新车。开会得配小轿车；下乡得配越野车；出远门得配空间大的旅行车，车上最好还能配办公桌。”

　　有的领导爱自由，时常亲自开车。龚正说，一般公车配有两三把钥匙，领导、司机和单位各有一把。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司机接送；一到周末，车便“全权移交”领导本人，领导自驾公车携全家外出度假游玩的现象不少，产生的加油费、过路费等也算到公家账上。

　　“有的领导升迁后，保留原用的公车及司机接送老婆孩子，将其变为‘私车’；而自己使用新单位配备的更高级的公车。”龚正说，领导升迁后通常成为原单位的上级领导，“公车随迁”，原单位只能“哑巴吃黄连”。

　　公车私用的不仅是领导本人，有的司机也想从公车身上“揩油”。“如果领导用公车接送小孩十回，那么司机就用公车接送自己小孩一回。领导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龚正说。以上是来自公车管理一线的观察，作为学者的倪星则用坊间流传的三个“1/3”来概括公车私用的严重程度：“一辆公车，办公用1/3，领导私用1/3，司机私用1/3。”

　　观察者说

　　“以卡补车，人车分离”是上策

　　倪星指出，目前，各界要求政府预算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政策制定者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让公车回归“公务用车”本初，势在必行。据倪星归纳，目前全国出现了三种最具代表性的公车改革模式，各有利弊，相比之下“昆明模式”最具亮点。

　　以温州为代表的“货币化补贴”模式：政府将现有公车统一拍卖，再按行政级别对公务人员发放补贴。这种模式彻底革除了公车存在，相伴问题失去了生存土壤。但这种模式有天然不足：一方面，货币化补贴虽然取消公车，却把很多不必使用公车的人员也纳入了补贴，将不合理制度固化。另一方面，按行政级别设置补贴标准，公平性难有保证，因为公务用车的频繁与否还与各个单位的工作性质和繁忙程度有关。温州为减小改革阻力，制定了较高的补贴标准，遭来民意的反弹。如何掌握好补贴范围和标准，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

　　此外，需进一步探索如何杜绝公车拍卖中的腐败和“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现象。

　　以广州为代表的“加强监管”模式：现有公车数量保持不变，但在公车上安装GPS和身份识别系统，随时监控车辆运行轨迹以杜绝公车私用。这种模式属渐进式改革，推行阻力小，易于操作。不过，其缺点也不可忽视：只能控制公车私用，却无法触及现行公车制度的根本。此外，监管权目前还掌握在用车单位手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基本靠自觉，威慑作用大于实际意义”。

　　以昆明为代表的“公务用车卡”模式：昆明把所有公车封停上缴，在拍卖部分后，用留用部分组建公务交通服务车队。向各单位发放“公车专用卡”，按人均400元/月的标准逐月划资金到卡中。单位人员公务出行可以向车队租借，也可打的、乘公交等，无论用何种方式出行，公务用车卡都可用于支付费用。此外，公务用车卡还可用于“私车公用”时产生的维修、加油费用，但超支部分财政不补。昆明模式有两个亮点：一是人车分离，彻底杜绝了公车私用和“车轮腐败”。二是费用到卡不到人，很难套现，不会转化成公务人员的隐性福利。

　　昆明车改方案设计者之一季志远向记者透露，车改从2010年在昆明四区试点以来，已经取得预想效果，超过八成的公务员自行解决公务出行，其余不到两成的公务员选择机关服务车队解决公务出行。“试点区公务交通费年支出比改革前的平均水平减少了约2051万元，降幅达35%。”

　　昆明车改是倪教授最赞同的方式。他补充，广东省委的车改会采取“公务用车卡加补贴”模式。

　　过来者说

　　“补贴照领、公车照坐”是索贿

　　叶青，50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一连8年，他都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进行“公车改革”。被称为“官员自我车改第一人”。

　　广州日报：如何评价温州公车改革方案？

　　叶青：相比其他地区车改，温州车改有进步。根据使用规模和使用频率，温州把不同的用车单位分成三等：用车较多单位，正处级干部补3100元/月；用车量中等的单位，正处级补2800元/月；用车最少的单位，正处级补2600元/月，规定得非常细致。

　　此外，温州对公车司机的安排比较人性化。车改后，原先的公车司机可领取补偿金提前退休，也可以到办公室打杂；正处级干部的司机，在领导租车出差时，可以替领导开车，规定比较灵活。车补过高是温州车改中的最大问题，但也是由于车补高，官员比较支持。

　　广州日报：您认为车补标准应如何确定？

　　叶青：有的地方政府说所在区域经济发达、消费水平高，车补标准应提高。我认为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全国各地的车价、油价都是差不多的。个人经验，包括上下班和开会，一个月补1000元，省着花也够用。出差费用另计，如实报销，不专门设固定出差车补，不出差不补贴。

　　广州日报：拍卖公车方式是否妥当？

　　叶青：拍卖可行，但要遵循公平原则。目前温州拍卖公车的估价似乎存在问题。虽然政府有关负责人强调每辆车的起拍价都经过独立机构评估，但此次拍卖的215辆公车价格都很低，起拍价平均只有3万元，成交价平均只有5万元。

　　我认为，公车估价要更加公开透明，最好把每辆车的使用年限、计算公式等都在网上公开。另外，拍卖得来的款项属于财政收入，即国有资产变现，这部分钱应当继续为车改服务，比如抵扣车改后支付的补贴。

　　广州日报：温州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的状况？

　　叶青：如果公务人员一边拿车补，一边找自己的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要车、报销，性质就已发生变化，属于官员的黑色收入。

　　我认为车改之后可以把公车使用制度纳入防腐败的范畴来考虑，可以在反腐败的条例、法律中加入违章使用公车的处罚规定。拿了车补又找下属单位要车开，完全可以界定为索贿或者受贿，应当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