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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与灵魂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10日11:54  南都周刊 微博

  文_王晓渔

  去清华大学,总是要寻访“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纪念碑上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这块纪念碑又是那么默默无闻。在校园里一路打听过去,如果直接询问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纪念碑,多半是茫然,只有先找到“二校门”,才能在第一教学楼旁边找到这块著名抑或无名的纪念碑。纪念碑周边通常是安静的,适合凭吊当年风物。有一次远远地看到那里聚集了几个人,围着纪念碑在讨论些什么,走上前去,原来是在讨论材质和造价。

  在“二校门”,曾与王国维同邻的还有毛泽东。1966年,清华“二校门”被摧毁。1967年,在“二校门”原址,高达8.1米的毛泽东塑像落成。这是中国高校“第一座毛主席塑像”,底座上是林彪的“四个伟大”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手迹也成了毛泽东塑像的“标配”,被很多后继者模仿,直至林彪事件之后被一一清除。1987年,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被拆除;1991年,“二校门”重建。一拆一建的还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曾于“文革”期间被摧毁,“文革”结束之后恢复。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和毛泽东塑像的消长,颇具意味。正如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有关,一所大学里的公共纪念物,与大学精神有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这样论述公共纪念物:“公共纪念物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或者更确切些说,它们像一般艺术品一样供人鉴赏,并借其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而被视为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一旦它们丧失这种灵魂,在这方面它们对国民说来就变成了无主物,而得为任何私人所有,像在土耳其的希腊和埃及的艺术品那样。”

  公共纪念物能否成为公共记忆和公共精神的象征,取决于它能否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当下中国大学里的塑像,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特点,千篇一律,往往是一些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些人物是否与学校有关,是否与大学精神相符,却不在考虑范围。2012年,陈寅恪铜像被安置于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附近的草坪上,这种公共纪念物有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山大学的洪秀全雕像就显得突兀。洪秀全既和中山大学无关,难以成为“内在的回忆”,也和大学精神无关,难以唤起“荣誉的灵魂”。

  

  什么是正常的大学精神?陈寅恪在纪念碑铭中已经点题,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大学精神是相通的,但是这不意味每所大学都要复制一块王国维纪念碑。如前所述,大学里的塑像,最好与这所大学具有内在的精神有联系,这样的塑像才会如鱼得水,“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

  塑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塑像的对象,也表现为塑像的产生过程。大学在精神上接近城邦,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公民的技艺,公共参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围绕公共纪念物,大学生进行公共讨论,然后参与设计和制作,这本身就是对大学精神的实践。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李大钊铜像,由北京大学的1977、1978级全体同学敬立;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铜像,同样由中山大学的校友敬立。这种由校友参与而非单纯由校方决定的过程,和塑像一样具有价值。香港中文大学门口的塑像更是别具一格,塑像旁边的文字说明专门解释,这是学生会的意愿,当时以前校长为首的行政与计划委员会表示反对。这种分歧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可以折射大学的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建造一个塑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师生的参与,或者师生的参与仅是象征性的,限于捐款和制作,无法参与决策,即使竖立的是王国维纪念碑,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纪念物的精神和纪念物的竖立过程是相悖的。

  对于塑像的价值,不必过于放大。1929年,叶圣陶在《古代英雄的石像》里写道,一块被雕成古代英雄的石头向其他石头骄傲地说:“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颗心是虚伪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这个观点遭到了反驳,一块石头提出疑问:“历史全靠得住么?”另一块石头说:“英雄也许是个庸人,也许是个坏东西。给写历史的人高兴,这么一写,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在这篇童话的结尾,古代英雄的石像倒下,石头被铺成了路。《古代英雄的石像》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不知现在是否健在。

  回到大学和毛泽东塑像这一话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学校园是否存在毛泽东塑像,毛泽东对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大学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整整60年前,1952年的院系调整,决定了大学的基本格局:取消私立大学,保留公立大学;减少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减少或者取消人文社科专业,增强理工尤其是工科专业;取消通识教育,注重专业教育(即后来的“又红又专”)。时至今日,虽然民办高校已经恢复,但是无法与当年的私立大学相比;综合大学陆续恢复,但是大学的理念依然是工科思维至上;“重理轻文”的传统几乎没有改变,而且不限于大学,中学同样如此;通识教育在恢复之中,但是筚路蓝缕。

  塑像可以展现一所大学的灵魂,但是大学的灵魂不是由塑像决定的。

  (作者系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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