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已经走过了一百年风雨历程，从最初筹建时的5万多件文物直到现在藏品数量120余万件，百年间国博汇聚了无数文物精品。几乎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这些馆藏珍品能够跨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光与观者相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青铜之王”四足空心藏玄机

　　国博收藏着一件人称“青铜之王”的商代铜鼎，它通体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

　　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司、母、戊”三个字，这只大鼎最初被定名为“司母戊鼎”。“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学者们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但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上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专家建议把“司母戊”改为“后母戊”。因为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所以“司”和“后”字形可以一样。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为祭祀其母亲而制的，如果定名为“后母戊鼎”，意思上更接近“商王之后”。

　　据专家考证，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经过推算，需要使用20余块外范，才能铸出后母戊鼎的硕大身形。而且，重达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除双耳以外，鼎身和鼎足是一次浇铸成形的，这本身就是铸造工艺上的一个奇迹。

　　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后母戊鼎在铸造时还暗藏玄机。这个重达800多公斤的大鼎，四足却被铸成空心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节约铜料吗？

　　研究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鼎身器壁厚约3至5厘米，而四足直径至少也有15厘米。如果将四足铸成实心的，肯定是四足冷却慢，器壁冷却快。依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由于它们的膨胀系数不同，大鼎完全冷却后，四足与器身的连接处将会发生扭断。当时的工匠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一热力学原理，有意将四足铸成空心，从而避免了不同膨胀系数所造成的扭断。由此可见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

　　提起后母戊鼎的出土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早在1939年，大鼎就已经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出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大鼎，将它重新深埋在地下，巧妙地隐藏起来，使这件国宝躲过了战乱。直到抗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6月，大鼎才重见天日。此后，大鼎被运到南京，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接收。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国博，成为镇馆之宝。

　　被炸成碎片的

　　青铜器典范

　　商代的四羊方尊，早在小学课本里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它也是国博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但这件精美的青铜器典范却曾在战火中被炸成碎片。

　　夏商时期，中国便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尊”是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在商、周时期，青铜尊经常作为礼器出现在祭祀仪式上。

　　四羊方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个重量接近34.5公斤的方尊，雄浑厚重却又不失端庄典雅。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当属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角羊头，四羊方尊便是由此得名。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方尊上装饰着精美的纹饰，羊的前胸及颈背部布满鳞纹，两侧饰有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除了造型生动的羊头以外，四羊方尊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其精湛绝伦的青铜铸造工艺，它被人们称为传统陶范法的巅峰之作。

　　被誉为青铜器典范的四羊方尊，在入藏博物馆前，命运却甚是坎坷。

　　1938年春天，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山村，后来，几经辗转，被保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地库中。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兵临长沙，古城危机四伏。四羊方尊被银行工作人员转移到沅陵县。然而，方尊最终未能在战火中得以保全。在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在方尊不远处爆炸，把它炸成20多块……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保护国家文物的指示，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历经探寻，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修复后，四羊方尊在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恢复了原有的迷人风采。

　　1959年，国庆十周年，国博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四羊方尊被上调北京，成为国博的镇馆之宝之一。

　　国宝曾是

　　喂马槽

　　国博藏品中有一件形似大浴缸、重达200多公斤的铜盘，盘内底部刻有铭文。虢(guó)季子白盘堪称西周青铜器的魁首，通篇诵读其111字的铭文，2800多年前的烽烟历历在目。

　　在西周宣王时期，北方的猃狁族入侵，子白在对猃狁（xiǎn yǔn）的一次战斗中，杀敌五百余人，俘虏五十人。战斗结束后，子白将俘获的敌人献于周王，周王设宴款待子白，并赏赐子白马匹、武器等物。可以说，虢季子白盘上的铭文是对战功与赏赐的记录。铜盘流传至今，就成了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这件传世重宝能够入藏国博，与清代著名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有一段传奇故事。

　　传说在清朝道光年间，虢季子白盘出土于陕西宝鸡嵋县，辗转为数位达官显贵收藏。同治三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驻扎在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一天午夜，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循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他拨开草料一看，原来马槽竟是个大铜盘。他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发现盘底还刻着字。刘铭传知道发现宝物了，异常兴奋，赶忙派亲信将此盘送回安徽老家，并专门盖了亭子收藏铜盘，轻易不肯示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铜盘，刘铭传的后人将它深埋地下一丈多深，才躲过了战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先生主动提出将铜盘献给国家。1949年12月，虢季子白盘被送到了北京，1950年3月3日，虢季子白盘在北海团城的文物特展中展出。后来虢季子白盘入藏国博。

　　利簋铭文

　　解开千年疑团

　　国博收藏的一件名为“利簋”的青铜器，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礼器。利簋造型与商周时期其他的铜簋并无显著区别，但在专家眼中，它却有着其他铜鼎无法比拟的价值。

　　在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与商朝灭亡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商朝灭亡的时间却很难确定。

　　周武王在牧野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从此周立而商灭。这一改朝换代最重要的战役是哪一年展开的呢？商朝是哪一年灭亡的？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

　　利簋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中所提到的右史，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 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右史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据《史记》记载“甲子日，纣兵败”。那么，难道周武王真的就是于甲子那天在牧野大败商纣王的吗？

　　关于这个疑问，利簋中的铭文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铭文中讲道：“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意思是说：周武王征伐商朝时，在一个吉利的甲子日清晨，出现木星上中天的天象，于是，武王战胜纣王并占有了他的国土和政权。

　　在利簋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也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做“武王征商簋”，而它也是牧野之战这场著名战役的唯一见证。

　　“圆鼎之最”

　　身世扑朔迷离

　　国博的藏品中，有一件可以与后母戊鼎比肩的商代青铜重器，它通高10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因其鼎腹内壁铸有“子龙”二字，因而得名“子龙鼎”。

　　作为一件国之重器，有关子龙鼎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一直以来不被世人所知。子龙鼎最早出现在世人面前，竟然是在2004年，而且是在海外。

　　2004年6月，日本大阪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中国商代的青铜大鼎——子龙鼎。青铜重宝子龙鼎惊现日本的消息，立即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大批珍贵的中国文物被山中株式会社贩卖到日本和其他国家。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子龙鼎突然现身日本一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底，它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来到香港。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由此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流失异地的子龙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年6月，国博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在展览大厅入口处的展台上，摆放着一件硕大的青铜圆鼎，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从日本回归的青铜国宝子龙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