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大校令钟，曾伴随河大走过风风雨雨。时勇供图

　　“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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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姚伟 实习生 姚晨雨

　　引子

　　“有人说，开封师院是河大的衰落期，但这个时期学校仍堪称底蕴深厚，一批学养深厚的大家，力助学校保持相当的水准，以及勤奋、厚实的学风。”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教授如是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开封师院的刘卫东，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当时学校仍是河南高校龙头，朱芳圃、任访秋、孙作云、黄元起、周守正等是有全国声誉的学术大家。虽然不叫河大了，但提到开封师院，很多人会补一句：“就是老河大。”

　　刘卫东说，当时急需师资，开封师院不仅培养中学教师，也培养大学教师，毕业生直接分郑大等大专院校。可以说，当时河大的师资力量是河南教育最重要的支撑。

　　除了老一辈的教授，朱绍侯、胡思庸、刘炳善、马佩等后来声誉卓著的教授，在开封师院时期成长起来，他们成就卓然，是河大学术传承的重要环节。

　　开封师院时期，河大经历分拆之痛后，渐渐稳住阵脚，在多年形成的学术“气场”里，默默耕耘，为新时期河大的重新崛起，积蓄着力量。

　　赵纪彬：助开封师院元气初复

　　鲁枢元是开封人，家在河大南边一里多。幼年时，从父亲和街坊邻居的语气里，他就知道开封城东北角是一片风雅之地。

　　稍长，他与不少河大子弟同学，知道有一位大哲学家在开封师院做院长。在开封东大街二手书店——北新书店，他买到了这位哲学家——赵纪彬与侯外庐、杜国庠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二卷，常以此为荣耀。

　　赵纪彬是资深革命家，又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学术大家，著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等合著）、《中国古代哲学批判》、《论语新探》、《困知录》等。他1905年生于河南内黄，21岁入党，先后任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等，1934年后转入教育界，先后任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1956年，赵纪彬出任开封师院院长，辛勤工作七年后，院系调整中受伤的学校，得到初步恢复。

　　院系调整后，开封师院只剩下中文、历史、地理、外语四个系。1959年，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并入，使学校新增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一年后，创建教育系和体育系，使学校从专办文科，扩展为文、史、哲、数、理、化、教育等7个学科10个系。

　　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在郑州的河南艺术学院、河南体育学院并入开封师院，河南艺术学院成为河大艺术系，体育学院并入体育系；同时，郑州大学地理系并入开封师院，开封师院生物系并入新乡师院。

　　赵纪彬为人颇有“古风”。据鲁枢元教授介绍，他曾在好友顾颉刚陷入困顿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顾颉刚与鲁迅在厦门大学共事期间，矛盾日深，势同水火。解放后，鲁迅被神圣化，顾颉刚则因与鲁迅的矛盾，不但学术事业不保，生计也难以维持。

　　当此之际，赵纪彬奋力举荐，让顾颉刚成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有了稳定公职，生活也有了保障。顾颉刚对赵深为感激，曾在日记中郑重写道：“此事酝酿三星期余，幸而得成，不致因饿而死，此纪彬之功也。”

　　但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赵纪彬的人生也坎坷多难，无以自保。“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叛徒”，关押了7个月，瘦得路都不会走了。“毛主席说了话”，他才被放出来，补养3个月才会行走。

　　赵纪彬1963年调往中央党校，正好在这一年，鲁枢元考入开封师院中文系。当时的中文系，有李嘉言、任访秋、华钟彦、高文、万曼、于安澜、吴鹤九、王梦隐、郭光诸位先生，但在鲁枢元的印象中，“他们不敢放开讲”。

　　李白凤：率直狷介化为坚韧深沉

　　1957年“反右”后，确实很多人成惊弓之鸟。曾经最有个性的中文系教授李白凤的经历，可以看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李白凤出生于四川广汉，父亲李立成是北京京师大学堂首届毕业生，常逼李白凤习经临帖。年纪渐长的李白凤逆反心理日益强烈，只身前往青岛求学、闯荡。其间，他与刘白羽、碧野成为文友，并有幸得到沈从文的指点，很快入了“文道”。

　　几个穷小子时常在书店“蹭书”，认识了臧克家、于黑丁、崔嵬等；因经常投稿，李白凤又认识了北京《小雅》主编吴奔星、上海《现代》主编施蛰存。“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形于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我喜欢并尊重他的性格，但是，从我这个以老庄思想为主养生的人看来，他这个性格肯定将不谐于俗。”施蛰存后来这样写道。

　　“山寺的长檐有好的馨声/江南的小楼多是临水的/水面的浮萍被晚风拂去/蓝天从水底跃出

　　“小笛如一阵轻风/家家临水的楼窗开了/妻在点染着晚妆/眉间尽是春色”

　　这首《小楼》，清丽脱俗，是李白凤浪漫青春的写照。

　　抗战后，李白凤携家眷南迁桂林，结识了端木蕻良、田汉、欧阳予倩、柳亚子等人，创作了轰动一时的剧本《卢沟桥的烽火》，以及大量爱国诗歌，进入创作高峰期。

　　解放后，身处上海的李白凤被分配到哈工大预科教语文。因专业特长难以发挥等原因与校长冲突，被斥“无组织无纪律”，勒令停职检查。他一怒之下举家不辞而别，前往北京，但这时知识分子流动已被限制，因没有调动手续，他无法找到新工作，只得靠变卖家产和文友资助艰难度日。在叶圣陶斡旋下，才被允许到北师大女附中代课，却又看不惯校长苏灵扬（周扬夫人）的傲慢，辞职闲居。随后迫于生计，经文友说合，又向教育部写了检查，才得以到山西师院任职。仅两年后，又因“无组织无纪律”的毛病待不下去。经朋友介绍，他于1954年前往河南师范学院任教，从此定居开封。

　　20多岁的时候，李白凤曾在父亲安排下进入国民党宪兵六团，因看不惯宪兵凶残，再加上手枪丢失，趁夜逃跑。“肃反”开始后，他因此被审讯和“软禁”半年，归家后，他“相貌神态都变化了很多，往日在他身上那种阳刚之气消失殆尽”，张扬的性格和不同寻常的服饰，都改变了。

　　1956年的“整风”中，李白凤压抑的情绪和真纯的热情，使他成为学校乃至河南文化界的特别人物，因此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往农场劳教，三年后，他的女儿李惟薇前去探望，他“已成为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恭顺异常的人”。

　　1962年解除劳教后，李白凤专注于读书、练书法和篆刻。这时，施蛰存也放弃了文学创作，转移兴趣于金石文字。两个钻进书画篆刻的老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施蛰存托李白凤在开封收罗金石拓本，李白凤则托施蛰存在上海买书、借书。施蛰存惊奇地发现，李白凤的书画篆刻“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曾中断了一段联系，数年后恢复通信，施蛰存更发现李白凤“金文研究和大篆书法已突飞猛进”，“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他”；而金文研究，不管是文字学还是古史，他“钻得深了，我没有能力提供意见”。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李白凤为自己刻了两枚闲章：一为“十年不制衣”，一为“六十年间七聚书”，历经苦难之后，他的率直狷介已内化为坚韧深沉。

　　1976年后，李白凤完成《古铜韵语》、《东夷杂考》等数十万言著作，遗憾的是，正当学术春天将临之际，因突发脑血栓，他于1978年8月去世。

　　“对于白凤的死，极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施蛰存写道：“二十年来，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刚毅不挠的志节，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仍然能孤特独立，有以自振。我以为，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股元气。”

　　的确，“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一批河大老教授都是深沉而坚毅的。

　　那时，红卫兵上门焚书，孙海波护书如命，“对小将连揖带叩却铁面铮铮曰：‘尔等毁我书不如先毁我命’。”

　　任访秋被打右派后，仍在家中长年苦读，新时期到来后，已是古稀之年的任先生进入自己一生学术上的黄金时期。

　　鲁枢元：看一眼，道德学问就进心里面了

　　今年6月，鲁枢元教授在深圳讲陶渊明，这个并不合时宜的话题，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广东和香港数家媒体大篇幅报道演讲内容和盛况。

　　鲁枢元说，他的陶渊明研究，“根子在开封师院中文系王梦隐先生那里”。

　　“学术是要有根脉的。”鲁枢元说，尽管他求学期间老教授们都不敢放开讲，但“河大的楼、房子还在，还有一种气场。那些老教授，他们的神态、气度，看一眼，道德学问都进心里面了。”

　　早在开封一高读书时，鲁枢元曾陪同学李之禹回家取东西。那是一个夏季的黄昏，外面暮霭沉沉，屋里却很明亮。东屋是李之禹父亲李嘉言的书屋，先生正伏案翻书，“我们怕惊扰他，像小狗一样弓着身子从书房门前掠过，然而正是这匆匆一瞥，时间怕只有一秒左右，却从此在我心头定格：柔和的散发出温暖的台灯，四壁是满装图书的书架，散发出芬芳的笔砚，书案前若有所思的学者。我立志也要做这样的学者”。

　　两年后，鲁枢元考取开封师院中文系，如愿成为李嘉言的学生。“到如今，曲曲折折阴差阳错，也真的当上了‘教授’。”鲁枢元写道，“我的台灯、书案、书架、笔砚，以及两袖清风、坐拥书城的感觉，真是与50年前看到的情景别无二致。”

　　正是由于一批老教授的存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河大的学术活力迅速恢复，“77、78、79这几届，（经由这些老教授）一下子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接上了气儿。”

　　鲁枢元说，如任访秋先生学术活力的勃发，带出了关爱和、解志熙、张宝明、沈卫威等有全国影响的学者，让河大的近现代文学研究站在了全国前列。（本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