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李锦近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为何不能再用》的文章，行文不含糊、不隐晦，敢于面对现实，可读性强，颇该提倡。

　　但在基本观点上，我不敢苟同。我以为，李文将中国当前的种种问题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药方”，而且混淆了凯恩斯与后凯恩斯主义是不妥的。我们的栏目既然是“科学发展系列谈”，首要的是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讲求准确，即使是“坏东西”，我们也不能去扩大它的“坏”，这里所谈的何况是在30多年中一直被世界各国尊为治国法宝的一种经济理论，而不是胡诌的江湖骗术。

　　第一，“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学派”并非一回事。

　　凯恩斯的《通论》是针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提出的，可以说是一种“相机抉择行动”的对策理论，显然带有明显的短期性。但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对“相机抉择行动”的对策理论已作了修正，发展为“长期动态化”。事实上，在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或中国的经济理论，讲的都是后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动态化”，而不是凯恩斯当年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了。

　　第二，凯恩斯并非只关心“生产”，就业才是他的核心主题。

　　李文为此列出一个他所认为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他写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刺激”。在凯恩斯的《通论》这本原著中，是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公式”的。这个“公式”其实是一些国家的现行政策的一个归纳。

　　李文接着又批判道：“经济学一上来的定义就是配置稀缺的资源，生产出更多东西，所以现在的经济学是为生产服务，核心就是效率。至于消费那是次要的，走到凯恩斯这一步，把消费变成工具，这是导致我们消费长期以来难以扩大的理论层面的原因”，“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带来后遗症，凯恩斯主义是市场经济改革屡屡陷入窘境的理论源头”。

　　李文的这个批判，有两个十分明显的张冠李戴的错误。一是，将经济学的定义“生产出更多东西”硬加到凯恩斯的头上，令人啼笑皆非。凯恩斯的经典著作《通论》核心问题就是要去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他怎么还要“生产更多东西”呢？二是，真正使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屡屡陷入窘境的理论源头”的，并不是什么凯恩斯主义“药方”，而是我们的旧计划经济思维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致。

　　第三，不要举棍乱打“凯恩斯” 。

　　1.凯思斯主义的经典著作是《通论》。请读者注意一下该书的全名：《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将“就业”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为什么？因为在1929～1933年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失业非常严重。因此所有经济界人士与政界首要都将“就业”放在第一位，谁也不去讲生产更多东西，而凯恩斯之所以名震一时被奉为“救世主”，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就业”的理论与措施。这种让更多人就业的理论与政策，难道应该被批得一无是处吗？

　　2.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是建立在“有效总需求与有效总供给”平衡的理论基础上的。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基石。他摒弃了萨伊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批判了资本主义在任何情况都会自我调节的理论。什么是有效需求？既有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那种需求，才是真正的有效需求，才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如我们的楼市，有人以为年轻人的刚性需求是推高房价的主力，所以房地产商非常乐观，但刚性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它没有“实际购买能力”。所以用“有效需求理论”去观察今天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可以避开许多假象，使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都能根据有效需求理论去决定我们的财政、金融政策，去决定我们的投资，岂不可大大减少我们的损失?岂不可大大提高就业率、大大惠及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吗？难道连凯恩斯这样的有效需求理论也应该批判，也应该放弃吗？冷静点吧，这不是“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