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

　　国家版权局日前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再次征求社会意见。与3月31日公布的第一稿相比，第二稿增加了3条，删除了3条，对48个条文进行了改动。其中，备受高晓松、汪峰等音乐人士非议的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条款，在第二稿中被删除(据7月7日《京华时报》)。

　　对原稿进行大幅修改并再次征求社会意见，体现了尊重和吸纳民意的诚意，值得称赞。不过，面对修改了48处的第二稿，笔者却高兴不起来，甚至感到很失落。因为，全国140名时评人曾联名寄信国家版权局，就著作权法修改提交意见，但他们的意见却石沉大海，既没有反映在第二稿相关条款的修改上，也没有在国家版权局关于第二稿修改的情况说明中被提及。这似乎意味着，140名时评人的意见提了白提。

　　时评人的意见针对的是第一稿第40条，该条规定了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12种情形，其中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现行著作权法(2001年修订)中存在同样的规定。这里的“时事性文章”究竟何指，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或司法解释。随着时评这种文体的兴起，因其很像“时事性文章”而经常被一些媒体擅自、免费转载，众多时评作者的著作权因此受到侵害。

　　事实上，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仅时评，其他很多文章也与“时”、“事”有关，与政治、经济问题有关，如果“时事性文章”缺少严格界定，被任意阐释，则很多文章作者的著作权难保。同时，这也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近年来不少媒体转载纠纷都与“时事性文章”有关。

　　为此，140名时评人联名提交意见，建议对相关条款中的“时事性文章”作出界定，即明确规定“时事性文章”仅指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发表的宣传文章、代表官方意志的非署名文章、职务性文章等，具有宣传色彩和官方色彩，而不应包括表达个人观点、反映个人意志的文章，时评应与小说、诗词、散文、论文等文字作品享有同等的著作权，不应被归入“时事性文章”之列。

　　很遗憾，时评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得到任何说法。更难以理解的是，草案第二稿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免费转载“时事性文章”的媒体，由原来的传统媒体扩展至网络媒体。确实，如果“时事性文章”仅指党报社论、官方通告之类，为扩大宣传，理应允许更多媒体免费转载，但问题是，首先得对“时事性文章”作出严格界定，以防有些媒体浑水摸鱼，将之作为侵犯著作权的借口或工具。

　　高晓松等人非议的条款涉及“法定许可”，时评人所针对的条款也是如此。著作权法当然要首先立足于保护著作权，因此，有关作品传播的“法定许可”应当审慎而严格。高晓松等人的意见具有“名人效应”而备受重视，相比之下，全国140名时评人加起来依然人微言轻，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失落和失望。“开门立法”不是搞文艺演出，难道也要对大腕与群众演员区别对待?很难想象，假如是高晓松们对“时事性文章”提出异议，有关方面也会置之不理。著作权法修订关系到每一个创作者的切身利益，作为公权部门，理应对所有意见一视同仁、同等重视，每一条公民意见都不应该石沉大海——即使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采纳，也至少应该给一个答复、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