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沙岭

　　良知入法，要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法律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总有漏洞，内心的约束、良心的鞭挞更能避免一些问题；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在一个法治论坛上，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提议建设良知文化，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引发广泛讨论。(7月16日《潇湘晨报》)

　　良知是人性的核心，健全的良知也是真正的法治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个良知不立的社会里，真正的法治恐怕连立锥之地都很难有。正因如此，“法治良知”近年成为司法领域的高频词汇。

　　马贤兴作为一名基层法院院长，说出了自己的工作感悟，表达了良心匮乏的诸多烦扰，从而倡议良知文化，这是一种积极的努力行为。但指望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用法律手段树立道德的威信，未免有些天真了。

　　道理很简单：良知是法治活动中“看不见的手”，你要让它变成条文，变成看得见的手，必须警惕形式化。打个比方来说，良知之于法治，是必须融入血液，体现于司法活动各个环节当中的。现在你发现躯体里缺少这种血液，不围绕“造血”做文章，提出的建议是写到脸蛋上，这样的“良知入法”，恐怕徒具观赏价值。这些年，我们有多少动听的东西，只写到法律条文里，却没有写入公共生活当中？尤其是“良知”这样一个包罗万象、最难把握的东西，指望如此一个道德虚拟的条款，来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最后恐怕指引不成，反让法治陷入花瓶的尴尬。

　　法治的确立与实行，确实应当立于健全的个人良知、社会良知、国家良知之上，但它必须是一种无障碍对接，是一个全方位的呈现：立法的前提与原则，要符合良知的指向，一个符合社会正义的法律必然是向善的；执法断案过程，避免各种干扰，尊重司法独立，尽最大努力保护良知不被屏蔽；法官在运用法条的同时，驻守内心的信念自觉，最大程度尊重并激活良知的存在，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与良知为依归……法治语境里的良知，就是包含了立法良知、执法良知、司法良知多种内涵，在各个环节上得到无声无息地体现；违背良知的东西，不管是公开的显规则，还是隐蔽的潜规则，都能够被舆论透明监督并及时纠正，这才是最有意义的“良知入法“。

　　当然，不得不承认，良知作为法律的最高准则，恰恰在当下社会遭到了野蛮的荼毒。在良知常常距离法治甚远的背景下，建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指望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工程质量等各个领域的人士都幡然醒悟，知道敬畏、知道信仰，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人人都要有良知，良知失效了，法律也很难有效，这话不错。但不能将主观愿望，简单植入法治建设当中。在当下环境中，最好不要将法律层面的法治，与道德层面的良知，简单混为一谈，甚至指望用最底线之处的法律，来支撑道德良知的存在。作为一般的社会活动主体，都应当在自己的言行之中遵循法治良知之指引与评价，这是一回事儿。作为特殊的社会活动主体，存在于立法、执法、司法机构当中的官员与从业人员，必须以自身言行，为全社会信仰法治与良知提供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这是另一回事儿。

　　法律有自己的职责，它包办不了道德，不是法律说“要有良知”，于是天下人就有了良知。当务之急，是通过各种司法改革，努力造血，为良知在法治活动中留下最大的生存空间，撵走各种令人寒心的因素，写入生活实践是最有意义的“良知入法”；放任血液里缺失，高调将良知用文字写到法律的脸蛋上，却又没有可操作性的手段来令其兑现，最可忧虑的是，留下一个逼法律形同儿戏的道德风险，被戳戳点点，一片好心干成件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