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在一个法治论坛上表示，要建设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马贤兴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他表示：“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7月16日《潇湘晨报》）

　　按照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解释，良知是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良知拥有如此高的地位，可见确实是个好东西，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人人坚守自己的良知，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只不过，良知虚无飘渺，看不见也摸不着，将虚无的事物入法，进而对人的行为予以衡量和规范，显然并非易事，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有人说，中国缺少的不是法律，而是缺少强有力的执行。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已经达到1100多部，涉及各行各业。比如劳动保障方面有《劳动法》，社会民生保障方面有《社会保险法》，妇女权益方面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事实上各种法律法规实施至今，用工单位不与劳动者签合同、加班拿不到加班费、农民工没有社保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从这个角度说，法律法规是现成的，执法部门如果执行不力，监管形同虚设，再多的法律也是徒然，只能增加制定法律的高昂成本，而落实不到位也会有损法律的尊严。所以，执法者必须具备公民的良知，只有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地用良知去执法，才会真正严格执法，使法律成为公民权益的“保护神”。

　　执法尚且如此，而作为法律化身的法官，更应坚守自己的良知，秉承公正判案的宗旨，才不会让冤案、假案上演。近年来，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张振风案”，每一起错案都人命关天，对于被错判者影响的将是一生的幸福。如果说这些都是大案要案的判决，那么即使小案件的判决也“乌龙”不断，比如河南三门峡市陕县法院判决一起造成3死2伤的交通肇事案件，对肇事司机仅判决有期徒刑两年，当事法官称自己“眼睛花判错”；安徽广德县法院作出数百份“鸳鸯判决书”，为当地金融部门核销“不良”贷款提供依据……判决这些案件的法官，显然已经丧失基本的敬畏与良知，他们亟需道德良知的拯救。

　　因此，与其大张旗鼓地呼吁“良知入法”，不如重视“执法良知”，使执法者的道德血液注入更多的良知，进而坚持公正公平的执法，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林萧 广东 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