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2000市民在昆明政务中心餐厅就餐，实惠又安全的饭菜受人称赞 官民共餐：昆明机关食堂的改革开放志

食堂里遇见老熟人，大家都很开心

来自不同地方的就餐者，正井然有序地排队取餐

饭菜不错，这位农民工兄弟一点儿也没浪费■ 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记者 孟祝斌

吃完早餐，祖孙俩一同离开食堂

　　■ 都市时报记者 赵孟

　　好吃、实惠、安全，但不是谁都能去吃。谈到政府机关的食堂，许多人的印象大抵如此。近日的一则消息更加深了机关食堂的“衙门”感觉——四川农民黄满云因带头去镇政府食堂吃饭，被当地派出所拘留了15天，一时令舆论哗然。

　　关于吃的安全和便捷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政府机关后勤机构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作为改革的目标，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机关食堂的开放式经营，将安全与实惠与民共享。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政府树立形象，有效使用公共资源的契机。

　　位于呈贡的昆明市政务中心餐厅，就是一处对社会开放的机关食堂。只需要购买一张餐券，谁都可以在此就餐。都市时报记者观察发现，餐厅开放经营一年多来，不仅没有出现管理混乱，反而形成了一派热闹和谐的就餐景象。

　　机关食堂门敞开，人人都能进去吃

　　红烧鸡块、土豆红烧肉、茄子和豆角，外加一份米饭和一碗汤，两荤两素，8元。

　　7月5日，中午12点，昆明政务中心11号楼餐厅里，人群鱼贯而入。里面有身着正装的公务员、穿工装戴安全帽的农民工、穿制服的武警战士、穿校服的学生，还有衣着简朴的老人。这间4层楼的餐厅窗明几净，能容纳400人就餐的餐桌只被占据了一半。进入餐厅后，人群开始井然有序地排队，约10米长的队伍混杂着各种颜色和款型的服饰，表明就餐者来自不同的地方。

　　站在队伍末尾的张学武已经饥肠辘辘。他小心翼翼地移动步子，眼神不时朝就餐区张望。张学武来自曲靖会泽，在云大医院的建筑工地上做工。队伍中，他那身沾满水泥的衬衫格外惹人注意。因为工地距离11号楼餐厅只有10分钟脚程，每天中午，他都要和工友到这里来“蹭饭”。

　　队伍前进的速度很快，3分钟后张学武就移动到了服务台。他掏出10元钱，买了一张8元的午餐券。在这个餐厅，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办了饭卡，而外来人员用餐时需要在服务台购买餐券。

　　自从2011年3月正式营业以来，餐厅坚持开放式经营。除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外，普通市民亦可来餐厅用餐。12家餐厅分布在综合楼、11号楼，以及市委、市政府、人大和政协楼里。政务中心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来吃饭只要买一张餐券即可。开放的就餐环境，吸引了许多普通市民来光临。

　　“很实惠。6元的是一荤两素，8元的是两荤两素，10元的是三荤两素。”昆明市民彪尚文对11号楼餐厅的菜谱和价格印象深刻。他经常和十几个同伴骑自行车到呈贡附近的水库游玩，折返的时候，顺道就能在餐厅吃午饭。7月5日这天，他从白龙潭水库骑车回来。“我来吃过好多次，早餐、中餐都有，很方便。”他赞不绝口。

　　轮到张学武点菜了。菜品很丰盛，热菜有十几个，凉菜也有三四个，还有他最喜欢吃的土豆红烧肉。土豆是家乡常吃的主食，不过在老家，红烧肉已算是奢侈大餐。

　　红烧鸡块、土豆红烧肉、茄子和豆角，外加一份米饭和一碗汤，两荤两素，正好8元。张学武每天的午餐支出就这么多，他舍不得吃10元的套餐，觉得“两个荤菜已经足够了”。选好菜后，他端着餐盘来到一个空桌位前，两位工友紧随其后。

　　外面阳光很好，透过明亮的玻璃照在张学武汗涔涔的脸上。这个55岁的男人皮肤黝黑，脸上沟壑满布。对着餐盘，拿起筷子，他的表情渐渐舒展开来。

　　“这个你还没吃腻呀？”工友指着土豆红烧肉故意问他。

　　“不是有肉嘛！”张学武反问一句，“你不也经常喜欢吃肥的吗？”说罢，他看着工友餐盘里的梅菜扣肉，两人笑了起来，然后举筷开吃。

　　午饭时间，是工人们最轻松的时候。夏天昼长夜短，他们每天往往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中午吃饭时是他们难得的放松机会。“钱就这么多，十几个菜由你选，米饭不够还可以再加。”张学武说，这是他们经常来政务中心餐厅吃饭的重要原因。

　　盘子里的菜吃到一半的时候，米饭没有了，三人轮流去加了一次。这里的米饭和汤可以自由添加，不过第二次加饭需要加收1元钱。饥肠辘辘的工人们常常需要加一两次，甚至更多。“没人说什么，这里这么多人，谁也不认识你。”张学武很放松。

　　从特权象征到社会服务

　　昆明的多数政府机关食堂以前是不对外开放的。里面的工作人员有编制，拿固定工资，开销由国家负担。

　　在人民政府的食堂里吃饭，本是理所当然。但工人们并不知道，不久前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家餐厅贴出通知，称“禁止农民工在此用餐”；更有甚者，有农民去镇政府食堂吃饭，竟招来了牢狱之灾。

　　2011年12月28日上午，四川仁寿县农民黄满云和另外25名村民到禄加镇政府办事，期间到镇政府食堂吃过一次午饭。由于食堂是自助式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去吃饭时发现饭菜已所剩无几。黄满云因此被当地警方以“带头将镇政府食堂饭抢光，导致政府工作人员午饭没有饭菜，严重影响政府的正常秩序”为由，拘留了15天。今年3月19日，黄满云到仁寿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警方的这项行政处罚决定。5月3日，法院依法受理了这起行政诉讼案。但目前尚无处理结果公布。

　　“农民去政府食堂吃饭被拘留”的消息一传出，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借此，机关食堂改革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象征特权的机关食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如它的服务对象一样隐于大院中，外人难窥其尊容。

　　在没有搬到呈贡之前，昆明的多数政府机关食堂不对外开放。原昆明市政府食堂负责人、现昆明市市级机关餐饮中心（下称管理中心）主任吴曾金回忆，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单位工作时，后勤人员都是拿固定工资，开销也都是国家负担。“甚至连一个抹桌子的都有编制。”一位分管政府后勤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说。

　　落后的管理无法与市场经济相匹配，且降低了后勤体系的服务活力。一篇发表在《后勤动态》的文章披露，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称国管局）就出台了相关文件，对中央国家机关基层的服务经营单位进行改革，但涉及面较窄，层次也不够深入。

　　在1983年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70次会议上，提出了“机关后勤改革三步走”的思路，即：后勤服务同机关工作分开；打破部门界限，按地区联合；逐步过渡到社会化。这是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问题首次被正式提出来。

　　1989年，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的提法被正式写入文件。在当年召开的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中，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国管局提出的《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后勤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后勤体制改革的任务是，把后勤服务人员的编制同机关的行政编制分开，实行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强后勤服务单位的活力。

　　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的大潮逐渐蔓延，落后体制的劣势已经开始显现。管理者开始意识到，只有面向市场，服务社会，才能增强后勤机关服务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时期，机关后勤服务被逐渐推向市场。许多地方的机关食堂开始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靠中央全额拨款，转变为市场经济时期的靠定额补贴，甚至全面实现市场化。一些地方还开始尝试食堂对外承包经营。

　　但是，改革意味着观念的更新，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对正在运转的庞大体系而言，改革的步履仍很艰难。

　　昆明市机关食堂的角色转变

　　以前，昆明市的“四大班子”都有各自的食堂和相应的管理部门。迁至呈贡之后，各食堂全部统一管理，对外开放，方便办事的市民吃饭。

　　在吴曾金参加工作的1999年，昆明市的多数机关食堂依然延续着旧有的模式。“我们既是管理者，也是操作者。”他回忆，当时市政府管理食堂事务的部门名叫“政府机关生活处”，“有自己的厨师、传菜工，以及其他服务人员。”

　　吴曾金说，在搬到呈贡政务中心前，“四大班子”都有各自的食堂和相应的管理部门。“市委、市政府、人大和政协的食堂彼此独立，但管理模式都差不多，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2011年1月24日，昆明市政务中心搬至呈贡区，各单位的食堂也随之搬迁，经过机构调整，统一划归为昆明市市级机关餐饮管理中心管理。该中心直属于昆明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与此同时进行的另一项重大改变是，12家餐厅中有8家采用外包式经营，且12家全部对外开放，除政务中心的8000余名工作人员外，普通市民也可以来此就餐。管理中心的职能也由以前的“操作者”转变为“管理者”，人数也有减少。

　　虽然机关食堂对外开放属于后勤服务社会化的必由之路，但囿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的“开放”程度止步不前，或不够彻底。早在2004年，北京市朝阳区就鼓励社会单位内部食堂开放，解决社区居民吃早饭的问题。200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鼓励单位内部食堂开放。但时隔几年，依然应者寥寥。

　　其实，开放食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2011年有媒体报道称，广电总局的内部食堂对外开放，为社区内居民办理了2500张就餐卡，送餐覆盖周边13个社区，受到附近居民的广泛好评，也获得了舆论的普遍赞誉。

　　2011年3月，昆明市政务中心的

　　餐厅正式营业。按设计，12家餐厅最多可以提供1.3万人的就餐需求，除了政务中心的8000余名工作人员外，还可接待5000名外来者。如此大范围地与民资源共享，在全国亦属少见。

　　“我们的初衷，首先是解决前来办事的市民的就餐问题。”吴曾金说。政务中心从主城搬到呈贡，直线距离增加了27公里左右，如果坐公交车来需要一个多小时，许多赶早来办事的市民因此吃不上早餐，而且政务中心周围还不好找餐馆。“让他们办完事有个地方吃午饭，是应该的。”

　　这个举措也曾遭到质疑。“到了饭点，食堂里没有吃的了该怎么办？”一位在综合楼工作的公务员说出了他当初的担忧。“这附近没有餐馆，饿着肚子也影响我们的工作啊！”

　　事实证明，这样的猜测是多余的。餐厅并未出现因外来者导致的“饭荒”。在餐厅的管理者看来，开放式经营最大的担忧，不在于饭多饭少，而在于管理的安全。“一下涌进来几千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吴曾金说，这会带来食物安全、设施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等种种问题，起初甚至让他睡不着觉。

　　其实，这些担忧并没有成为开放餐厅的阻碍。一方面是政府树立亲民形象、有效利用公共资源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有承包者参与竞争，争创利润的利益驱使。

　　通过口耳相传，机关食堂的种种好处逐渐为人所知。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有政务中心的园林绿化工人、附近工地的农民工、周边学校的学生、村子里的老人、甚至路过这里的游客。吴曾金估计，目前政务中心餐厅每天接待的外来就餐人数在2000人左右。

　　饮食安全：机关食堂的首要保证

　　蔬菜肉类专供，餐饮企业筛选，平时严格管理，末位淘汰机制。种种措施保证了机关食堂吃得放心。

　　“方便实惠，吃得也安全。”这是大多数外来用餐者对政务中心餐厅的评价。在附近工地打工的昭通小伙申晓航说，在呈贡吃一份辣子鸡盖饭要13元，而在这里，三荤两素只要10元钱。

　　昆三中的初一学生石鸣飞也是这里的常客。学校距离11号楼餐厅很近，班上许多同学都在这里吃饭。同样的饭菜在学校食堂可能需要12元，这里只要8元。孩子们的想法很简单：“这里便宜，还能省下点儿零花钱。”政务中心餐厅的一位服务员说，外来人员中午以农民工居多，下午学生多。“有时候排队的人全穿着校服”。

　　餐厅如此受到青睐，除了价格优势外，食品安全也很重要。“妈妈不让我在外面吃，说在这里吃放心。”初一学生刘可欣说。

　　云大医院动工建设时，政务中心的餐厅尚未营业，张学武和工友们只能在外面吃。有一次，一碗馄饨令他上吐下泻，卧床两天。“身体事小，耽误一天就损失200块！”对于打工者而言，实在不敢有闲着的日子。后来，他顿顿在政务中心餐厅吃，“从没有吃坏过肚子”。

　　“食品安全是我们的王牌。”吴曾金毫不讳言在食品安全方面所下的功夫。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所有进驻餐饮企业必须满足5项基本要求：一是具备相关的行业资质，比如餐饮企业卫生许可证、工作人员的健康许可证等；二是在昆明必须有自己的“基地”，且固定资产必须在200万元以上；三是企业必须连续5年未出现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四是企业要有独立法人，包括国家认可的工商、税务等五证俱全；五是必须参加公开竞标。

　　吴曾金说，通过前期层层筛选，不合格的企业被拒之门外。都市时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获知，目前进驻的8家餐饮企业在昆明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具备进驻资格只是第一步。日常运作中，食材的采购渠道以及餐厅的卫生状况，都受到严格的监管。管理中心与餐饮企业不仅签订了租赁合同，还有一份卫生保障协议，“谁出问题谁负责”。

　　“所有餐厅都不在街上随意购买蔬菜和猪肉。”吴曾金说，这两样东西由一家专业无公害蔬菜基地和一家正规肉联厂供应。这里的蔬菜经过长达40分钟的臭氧消毒，即使有农药残留，清洁度也可以达到98%以上。猪肉的供应企业则是市政府食堂的长期合作单位，“30年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在备受关注的“地沟油”问题上，每个餐厅都做出过公开承诺，并有食品药品监督局不定时对采购的食用油进行抽检。甚至餐厅使用的酱油，也全是老字号拓东酱油。

　　在每个餐厅的操作间，都安装了监控系统。“没有管理中心的证明，任何外人不得入内。”综合楼餐厅一位李姓负责人说。

　　12家餐厅还需要接受每个月的民主测评，表现优秀者可获得流动红旗；连续三个月排名倒数第一的，就要被淘汰。2011年，综合楼的一家餐厅成了这项制度下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大多数餐厅表现都很不错。由昆明石房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的6号楼餐厅，在经历过排行榜尾的恐惧后，排名逐渐靠前，最好的成绩是跃上第二位。“在无盈利的情况下仍坚持为广大工勤人员服务。”餐厅的一则告示中如此写道。

　　严格的监管带来的是安全，保障了一年多来，所有餐厅从未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公务员和我们吃的都一样，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今年61岁的村民陈富源说，餐厅对就餐者一视同仁，工作人员和外来就餐者使用相同的餐具，从相同的地方打饭打菜。

　　平等就餐，共享实惠

　　为了体现“就餐者平等”，餐厅建议就餐的政府工作人员取下工作牌。这样，他们与外来就餐者就没多大区别了。

　　机关食堂与民共享实惠和安全，反映的是政府服务观念的转变。

　　吴曾金介绍，在餐饮中心运作初期，昆明市政府秘书长赵学峰就提出了“无差别化服务”的理念，要求所有后勤人员摒弃陈旧观念，做到热情周到，对所有前来就餐的顾客服务无差别。

　　吴曾金说，餐厅能有今天的和谐局面，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餐厅营业之初，许多前来就餐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把工作牌挂在胸前，与外来人员的区别很明显。为了让服务员摘掉“有色眼镜”，管理中心建议就餐者取下工作牌。“这样，不管你是局长还是普通市民，我们都一样的对待。”

　　张学武第一次到政务中心食堂吃饭，是被包工头介绍来的。第一次来，他的印象很深。“我看这里那么干净，来吃饭的许多人都戴着工作牌，以为我肯定要被人撵。”当时，确实也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但这种状况很快少了。后来他才知道，排在他前面打饭的可能就是某个局长或者书记，但他觉得“无所谓”，毫无紧张的感觉。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餐厅服务人员、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外来务工者和村里的老人，早已对这一切习以为常。每天上午11点半到12点，戴着遮阳帽的老人和汗流浃背的农民工，是11号楼一层餐厅的主要顾客。

　　吴曾金表示，餐厅会一直坚持开放式的经营模式，并投入更多力量，保证所有人都能吃上放心的饭菜。不久前，每家餐厅都新增了两台紫外线消毒柜。“因为来吃饭的人很多，原来的两台蒸汽消毒柜不够用了。”餐厅一位服务员说。

　　（文中部分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