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近日，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在一个法治论坛上表示，要建设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马贤兴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他表示：“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7月16日《潇湘晨报》）

　　良知到底是什么？恐怕无法将其器物化。作为一种道德心理和精神境界，难让人有真实的触感。因此，马院长“良知入法”的建议，仿佛让人觉得他是在描述一座空中楼阁。

　　作为对于民众道德行为具有规范指导意义的法律，其功用在于制约行为，并没有约束心灵的作用。将良知写入法律总则，凭着这空洞的概念，又该如何执行判断，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

　　实际上，法律正是良知的具象化表达，是为了让良知在该出现的时候不缺位。当下，法治实现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依旧需要靠制度完善去解决，依靠灵魂层面的良知，或只是空洞的呐喊。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正义还是良知，法律只是输送的工具之一，并不能包办和代替。

　　良知是精神和灵魂的产物，是捉摸不定的。把良知写入法律，它何时发挥效力、发挥了多大的效力，显然无从判断。社会需要良知，但良知并不一定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存在。良知的存灭，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和丰厚的道德土壤。把良知写入法律，除了多了个符号和概念，并不能发挥多大的约束力。这正如道德反腐，依靠内心的救赎和审判，效力有限。

　　抽象的良知只有在自律的道德环境下方能起到作用，作为道德的一种，从来都是用来自律而非律人的。基于此，让法律文本上多个虚幻的名词和符号，除了修饰文本，根本不会对法律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产生多大的价值。

　　让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法律守护道德底线但不能包办道德，“良知入法”用心良苦，只是入法的良知能够救赎迷失的职责和灵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