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29岁的汉尼拔带领大军和象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想些什么。选择如此冒险的行军路线，肯定不是为了博得赞誉。巴卡家族的这个男人，认为自己会赢。

　　长达23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以腓基尼人的失败告终。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哈尔·巴卡，代表迦太基政府向罗马求和。这位战争的主将备感屈辱，随后带着9岁的长子去西班牙建立根据地，并要他向神发誓：终生以罗马为敌。

　　17年后，26岁的西班牙总督汉尼拔，给罗马人带来了噩梦。“汉尼拔之战”的前期，罗马军队遭遇惨败。折戟而归的指挥官们，被元老院和市民代表迎进城，他们平静地接受了失败，没有对战败者作任何惩罚。

　　盐野七生在她的《汉尼拔战记》里分析：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贵族和平民相辅相成。既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政体，就要时刻不忘把贵族和平民之间动辄出现的对立情绪掐断在萌芽之中。惩戒战败责任者，难免成为内战的导火索。

　　当时罗马的政体，执政官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汉尼拔战争中，两位执政官基本上是贵族、平民各一人，以实现权贵派与民主派的制衡——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里说，平民与元老院不和，使共和国更加自由和强大。民主派和权贵派，所有有利于自由而制定的法律，都源于两派之间的不知。

　　和平时期，两派之间的抗衡，或许有利于公共自由，但在战争时期，指挥官的意见相左，便是致命伤。最高指挥者——执政官的心态直接关乎战争输赢。民主派的平民执政官们，主导了坎尼会战之前的绝大多数战役，他们急于在短暂任期内建功立业，往往选择速战速决。这，恰恰是对手所希望的。

　　失败不可避免。一次次受挫之后，罗马人终于意识到，这将是一场考验耐性的持久战。作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费边主义和费边·马克西穆斯适时上场了。

　　《希腊罗马名人传》里，普鲁塔克这样评价费边：“他之小心翼翼乃是出于审慎，而他之不甚敏捷，甚至行动迟缓，正是他所以总是坚毅稳重的原因。”在与汉尼拔两次交战失败后，费边被任命为独裁官，他不认为自己有获胜的机会，因而采取拖延战术，避免和汉尼拔正面交锋。反对者的诟病，得到了市民代表的认同——他们随后选出了一名“激进”的平民执政官。

　　普鲁塔克显然对其没有好感。在他看来，“当特兰提乌斯·瓦罗这个出身微贱，以谄媚逢迎、鲁莽孟浪闻名的人提升为执政官时，他所显示的缺乏经验与冒昧从事，大有将整个国运孤注一掷之势。”果然，声称“只要一眼看到敌人，当天就可以把敌人击败”的瓦罗，使罗马军队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重创——数万将士阵亡，从他们手指上摘下的戒指，在战场上堆积如山。

　　坎尼会战的惨败，再次证明了费边的预见。他破例连任执政官，而后又以副将的身份奋战沙场。尽管汉尼拔最终败在骁勇善战的科涅利乌斯·西庇阿手里，费边的持久战术，依然功不可没。这不是罗马人挑起的战争，却为其扩张奠定了基础。西方文明的历史由此改写。

　　两位天才的军事家——汉尼拔和西庇阿，在扎马决战前，相见恨晚。 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历史著作中，对此次会晤有过详细描述。撇开细节的真实性不谈，两位统帅相向立马，看到对方时的赞叹、惊讶和仰慕之情，当是不假。所谓英雄相惜。

　　可惜，英雄的结局并不美妙。受到政敌的指控与弹劾，西庇阿离开了罗马，在利特卢诺的别墅里度过余生。他拒绝葬在家族的墓地里，因为墓地在罗马境内。

　　同一年，远在黑海沿岸国家比提尼亚的汉尼拔，在得知罗马人想要引渡他的消息后，服毒自尽。

　　很多时候，战争就是一场赌局。“战斗，尤其是在平原展开的面对面的会战方式的战斗，不管事先准备得多么周密，战术运用得多么娴熟，说到底还要靠运气。”——生动细腻地结束了对汉尼拔战争的讲述后，盐野七生写道。这个对罗马痴情迷恋的日本女人，定居意大利36年，悉心钻研罗马史，以一个骨灰级“粉丝”的执著，在洋洋15本的《罗马人的故事》里（《汉尼拔战记》是其中的第二本），讲述她的英雄梦。

　　胜败在天。而胜败，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