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童年时代的我来说，换煤气是个隆重的家庭活动，每隔那么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

　　仪式的序幕是妈妈在厨房里的一声招呼：煤气快没了。紧接着，爸爸放下手边正在鼓捣的东西，走进厨房，弯腰把煤气罐从炉台旁边的角落里拽出来。

　　“还够做完这顿饭的吧？”爸爸一边说一边前后左右地摇晃煤气罐。于是妈妈明显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尽量把每一个可能造成浪费的间隔缩短。

　　家里发生的这一切，足以让一个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孩子暗自兴奋起来。果然，心不在焉的一顿饭之后，妈妈下达指令：去和你爸一起换煤气吧。

　　能参与这样一个重大活动，那简直是最幸福的体验了。看着爸爸用一个特制的钩子把煤气罐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跳上大梁。每次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我就特别喜欢跟平房院里的街坊们打招呼，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地一通儿乱喊。然后大家会笑着回应我：换煤气去啊。

　　印象里，煤气站是个地面上铺着水泥的大院，院子的一头，齐腰高的台阶上摆满了数不清的煤气罐。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台子上，指挥着顾客们把空罐子抬上去，然后收钱，再在他们递上来的小本子上盖个戳，最后把一个新的罐子抬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说“换”煤气，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光有钱是买不到煤气的，更重要的是那个小本子，以及一个被“公家”认可的煤气罐。

　　因为是返城知青，爸爸妈妈在刚结婚的那几年是没有正式“身份”的。在当时，这就意味着不被这个城市接纳——尽管这里是他们从小生长、生活的地方。为了解决每天的做饭问题，他们先是用煤油炉凑合了些日子，后来索性花了高价，弄到一个计划外的煤气罐。

　　听妈妈后来给我讲，小本子是和奶奶家共用的，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弄来的煤气罐是全新的，这显然不符合在正规渠道流通的煤气罐的基本特征。另外，如果仔细辨认的话，罐子上也没有代表“公家”的钢印。于是那段时间，爸爸妈妈只要有空，就把新煤气罐放倒在平房院的沙土地上，使劲儿地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旧”。感觉弄得差不多了，就趁着黄昏光线不好的时候，拿到煤气站蒙混过关。

　　在经历了一次失败和一次返工之后，终于得偿所愿。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爸妈把一个斑驳的破煤气罐搬回家时高兴的样子——那几乎意味着这个三口之家的生活从此走上正轨，这个家庭从此被这个城市彻底接纳。

　　从那时起，煤气罐就像一个符号，写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中。若干年之后，我家搬进了楼房，管道煤气成了各家各户的标准配置。我知道，我的童年就这样和煤气罐一起，被封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