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章迪思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科学与文明中心的转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英国、德国，再到美国……从古老欧洲大陆向“新世界”迁移，那么未来的科学与文明中心，很有可能落在中国。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预言，21世纪两大动力，分别是新科技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这两大动力将互相促进。

　　具体到上海，科教资源优势得天独厚，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也有多年发展积累。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这些优势能否继续保持，从而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生物医药优势之下有隐忧

　　以生物医药为例，这是上海培育已久的产业，非常符合未来科技革命方向。无论是看产值还是看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率，上海的优势不少。但若细究，也会发现不少隐忧。事实上，随着专业设备的普及，一部分相对边缘的、劳动密集型的研发工作已经“蓝领化”，而上海仍有不少企业以承接海外研发外包服务（CRO）为主。如果说早几年，CRO有助于国内企业规范研发生产流程，那么只满足于做CRO，终有一天将和进口品牌服装代工厂一样，被排除在核心价值圈之外。

　　医疗器械领域，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设备已陆续投放市场，但和跨国企业的产品相比，在品牌知名度和部件标准化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专家认为，要让越来越先进的医疗器械造福大众，必须建立成熟的产业集群和分工协作机制。例如，有些专业企业以关键核心部件占据产业链主导地位，有些企业是核心部件供应商，有些是集成商……如永磁磁共振成像系统，将由专业磁体生产商、梯度线圈生产商、谱仪生产商、软件系统供应商等构成产品集成系统。

　　集成电路应摆脱尺寸依赖

　　信息设备越来越聪明，直至成为人脑的延伸……这种变化趋势的基础，是越来越强大的集成电路芯片。 （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世界集成电路行业目前已形成了群雄逐鹿的格局，在极度追逐成本最优化的驱动下，整个行业基本遵循两大发展方向：一是硅片的尺寸，向着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二是芯片线宽的尺寸，向着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无论是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环节，还是相关生产设备方面，上海都有相当强的实力。

　　然而正如摩尔定律所预示的那样，晶体管尺寸在材料、技术、物理基础方面总有一天会碰到极限。芯片一旦做到20—22纳米，结构将达到55层，需要大约1000个加工步骤。如再变小，加工繁琐程度呈几何级增长。那么，上海能否率先跳出思维定势，发展“非尺寸依赖”的集成芯片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改进器件工艺和封装工艺等手段提升芯片功能，摆脱对芯片尺寸一味求小的依赖。

　　成为创新活动的“大脑”

　　诚然，所有对于未来科技革命的预言，都存在不确定性。不少专家提出，不论未来科技革命的走势如何，上海都应成为科技研发领域的“神经中枢型”城市，即课题的设计和组织中心、成果整合应用和价值实现中心，如此方能“以不变应万变”。

　　对上海来说，研发、销售两端在内，制造在外的总部经济模式已经不陌生，未来的“科技中枢”，可以理解为总部经济的 “高级版”——研发人员也可以在别处，但如何发现新问题、如何把人才和资源有效配置起来解决新问题，这才是上海应该做的。

　　科学学所研究员李万解释，随着技术发展和先进设备的普及，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将变得“扁平化”，创新团体更有可能是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要把这些创新“节点”组织起来，自然离不开“神经中枢”；而上海的软肋恰恰在于劳动力资源总量不可能无限增加。但是只要有一批足够聪明的头脑，不断挖掘新的技术发展空间和新的产业需求，上海就会拥有不竭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