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浙江民企贷款担保链条骤现危机，600家民企紧急上书求助政府解困。企业经营要看准市场，出了问题不能找市长。

　　中广网北京7月17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民营企业高度发展的浙江再一次发生借贷危机。这次出问题的是杭州。杭州地区有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它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根据媒体报道，在这些企业中，不乏行业龙头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

　　这次企业联名上书的起因有两个。一个是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被刑事拘留，另一个是天煜建设有限公司旗下分公司涉非法集资。

　　浙江民企之间在贷款过程中普遍存在互相担保和共同担保的关系，形成一个个担保圈，一些公司甚至有多达10家的担保企业，各个担保圈之间相互交叉，牵一发而动全身。企业界人士透露，天煜建设引发的信贷危机，涉及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关联债务超过100亿元，关联企业近100家。

　　面对着大规模的银行贷款催收潮，企业的资金捉襟见肘，一些企业开始向政府求助。比如，杭州市家具协会提交的业内信贷危机的紧急报告，呈交给了杭州市委书记和市长。然而一些外地的银行，决策中心不在浙江省，需要省政府出面协调。最终，先后发出求助的600家企业诉求被汇总起来，形成一份报告，递交到了浙江省金融办。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财经评论员吴永强对此作出评论。

　　浙江的民营企业高度发达，在经营过程中，他们在实践出也探索出了互相担保和联合担保的方式，由一家或多家企业为贷款企业提供担保。这种方式本身能够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让企业能够动用更多地资金快速发展。为什么好办法却出了大问题？杭州的民营企业在相互担保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不规范的行为？

　　吴永强：起初这个板块出来之后确实有好的一面，有效的缓解了现有体制中一些僵化、不够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带来很大益处。现在出现了问题，证明这个方法在运行过程中可能越走越远，或者逐渐变了味道，不再是当初起到正向效应的方式方法。

　　这两年民间资金链断裂的事件此起彼伏，一桩接一桩，说明这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因为这个担保并非是政府推动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如果出了问题都来找政府，说明担保运行状态出现了非常大的纰漏。

　　市场经济意味着企业要在获得盈利的时候承担对应的风险。现在浙江这些企业的做法却耐人寻味。他们联合起来寻求政府的帮助，政府的处境其实很尴尬。如果不管，几百家企业可能难以为继，甚至大量破产，引发新问题。如果要管，政府就可能过多干预经济运行，甚至可能越权。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到底该不该管？

　　吴永强：对于任何一级政府确实是两难的问题，如果不管，这个问题蔓延下去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影响安定，甚至影响政治。如果管，政府直接把手介入到企业的微观经济运行中，有违市场经济的原则性要求。

　　第二，政府介入进来后是不是就能够管好，管出良性结果，这也要画一个问号，实操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千差万别。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管，政府管从宏观上引导，制度上约束或鼓励，但我建议政府不要采取所谓的救市或救企业，比如几个企业面临破产或资金链断裂，然后政府财政的钱，纳税人的钱直接去输血式营救，这是救不过来的，今天有600家，明天可能800家，后天1000家，如此蔓延爆发开来政府是管不胜管。

　　宏观引导可从几个方面，一是相对软性，一是相对硬性。

　　软性来讲，对于民营企业的风险教育现在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在日常政府行为中非常清晰而且再而三强调告诉这些民营企业家，哪些是政府能管的，也是能管好的，哪些是政府不能管而且也不一定管好的。尤其是涉及到企业在民间企业之间进行经济行为存在着责权利和奉新等等方面，政府应该广泛性的教育。

　　制度性设立，越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对于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相当多的，政府持一种鼓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点放任自流，这种放任自流自然会导致泛滥。政府在一开始就应该有前瞻性的拟定出一些规章制度，针对民间金融经济的运行给出一些约束性条款。这样，企业在做这些的时候，起码有一个类似工作手册或者警告书，能够警示和操作。

　　民营企业伸手向政府求助，这种现象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我们想办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之外，更要建立长效预防机制，不能让这种出事找市长的现象形成惯例，也就像老话说的，“救急不救穷”。这种长效机制如何建立？

　　吴永强：从国家层面来讲，针对央企、国有企业，针对地方政府，针对大大小小不同的企业都应该实行这方面的机制建设。

　　针对企业运行来讲，我们应该有壮士断臂的魄力，确实存在坏到死的企业要永远的割舍，勇敢的放弃，这个对整体经济运行的机体健康起到有益的感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