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梅

　　孝行之所以感人，恰恰因为它是寻常自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习以为常、随时可见的细枝末节。它很平淡，却带着体温，有悲，有喜，有快乐。

　　作为儿子和作为北大校长的周其凤，跪倒母亲膝前的相拥痛哭，因被予以不同的解读而备受争议。随之，“尽孝”的话题，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再次进入舆论空间。

　　似乎每一次关于“孝道”的讨论，总会附着一些特殊事件。比如，官员的提拔标准——— 不孝敬父母的官员不得提拔；人大常委会的立法——— 建议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或者一些极端个案———为救病重的父亲卖肾，为了照顾公婆誓不改嫁等等。自然温暖的亲情，在它们的衬托下，变得坚硬而沉重，“孝”成了不能承受之重，让人感觉遥远而陌生。人之常情的孝敬父母，由于被附加上特殊的效用、变成一种道德宣示，而成了苦差事，失去本来的欢愉和乐趣。

　　以我的理解，宣讲孝道的最初用意，并非宣扬其乐融融的家庭亲情，而是建立和巩固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所谓的天地人伦，三纲五常。当它作为一种文化被传承下来，至今没有完全回归“孝心”的亲情本义。

　　而且，在我们后来的叙事语境里，又多了一个奇妙现象：父母与子女的冲突，如若子女年幼，多半是父母的过错；如若父母年迈，通常是子女不孝。简单的是非判断，又给尽孝增加了一种不容分说的强制力。

　　卧冰求鲤、埋儿奉母、尝粪忧心之类的二十四孝故事，哪里是尽孝，明明是难为人，当然，这些糟粕如今已被弃之不用。但是，老夫子们讲起孝道来的振振有词，分明还带着“道德文章”的影子；那些用以弘扬美德和孝心的典型，也多半是常人不可为的先贤德行，或者悲情故事。

　　如此一来，尽孝倒成了一件不得不为的辛苦事，大约只能硬着头皮去应付。而“应付”不好，便是孝心的冷漠、孝行的亏欠，以至于不得不进行“立法强制”了。

　　我不是说那些感天动地的孝心故事不好，只是，它们往往脱离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一旦孝行在渲染中被变成“苦情”，就让人唯恐避之而不及。确实，也有“不肖子孙”，孝心需要彰扬，而我们的着眼点，不该是那些不具普遍意义的“非常”事件，而是现实可行的“尽孝”方式。

　　在网上，看到一条温暖的新闻：“老妈1923年生，89周岁，虚岁90整，最爱坐摩托车看街景。”西祠胡同的“南京夕阳红”版上，一篇《摩托车带着九旬老妈逛大街》的帖子，感动了很多人。发帖人是在南京大学工作的幺承棣。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她思念儿子，经常跑去单位找他，每一次，幺先生都很无奈地用摩托车将老人送回家。后来，他发现，母亲很喜欢坐摩托车逛街，从此，便时常载着母亲去兜风，没想到，几年下来，老人的痴呆症竟然有了好转。

　　坚持带母亲逛街，被网友称为“最实在的孝行”。它不承载任何的道德教化，只是真切的亲情流露；它之所以感人，恰恰因为它是寻常自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习以为常、随时可见的细枝末节。它很平淡，却带着体温，有悲，有喜，有快乐。

　　“尽孝”首先是纯粹的个人化情感表达，是“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是隔着万水千山寄回的一盒月饼，通过视频发来的一段问候。当它们被普遍认可与接受后，才可能上升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