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玉娟

　　最近，杭州、南京和北京等多地警方纷纷通过媒体或微博发出预警，告诫手机用户尤其是女性不要轻信通过微信认识的陌生人。据杭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介绍，去年12月份以来，杭州警方已接到与“微信”有关的诈骗、盗窃案件近20起。“这类案件正在呈蔓延趋势，受害者多为女性。且这类案件在侦破上有一定难度，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这一情况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对于这种由新型技术产品引发的犯罪应该由谁来买单，舆论看法不一。

　　部分网民认为，微信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无所谓好坏。另一部分网民则认为，微信的“摇一摇”、“查看附近的人”等功能本身带有很强的诱导性，尤其容易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诱发社会不良交友风气，应予取消。有律师认为，微信软件的开发商也需要承担部分社会责任，比如在手机用户开启某些功能时发出一些提醒，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此外，对于警方来说，除了犯罪行为发生后的侦破工作，还应做好相关预警、宣传工作，将此类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风险降到最低。

　　微信犯罪给警方的工作带来了挑战，而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的推出则直接挑战了法律的底线。日前，浙江省高院与淘宝网合作开通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完成了“首拍”，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和北仑区法院以卖家身份入驻，所拍一宝马7系轿车与欧蓝德轿车分别以33.09万元与6.7万元成交。这场“特殊的拍卖”引发颇多质疑。针对“淘宝到底有无拍卖资质、这样的司法拍卖是否合法”的集中质疑，淘宝方面公开回应称，其仅提供技术支持与平台服务，没有作为拍卖主体开展拍卖业务，未收取佣金，并不涉嫌违法。还有观点认为，浙江省高院的这一创新拍卖方式作秀成分大于实战，呼吁“司法拍卖秀”依法进行，并告诫法院，“如果不顾当前的司法规定去创新司法行为，可能会使执法者陷入窘境，同时被媒体和公众诟病，也可能因此损害司法的公信”。

　　近日发生在深圳的红绿灯事故也是本周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酿成这一惨案的原因中固然有交通信号灯这一技术产品本身的问题，但更为根本的，还在于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据报道，事发路段的信号灯在事故发生一周前就已出现了显示不正常的现象，并有市民就此进行过投诉，还“@”给了深圳交警，但警方却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警方对此的解释是信号灯还没有移交给他们。如今事故已然发生，这种卸责式的回应显然不能平息高涨的问责呼声。深圳警方也许忘了公安机关的行政属性，既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就该具备服务意识，担负起相应的服务职能，而不是在事故发生后急于卸责，一推六二五。

　　新技术之于司法是一种挑战，不断更新换代的各类新技术产物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加强学习，紧跟时代。而当司法遇到了人情的挑战，考验的则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何平衡的问题。廖丹“诈骗救妻”案被曝光后，很多人就“法外开恩”还是“法不容情”展开辩论，并纷纷建议廖丹尽快还上欠款，好让法院“从轻发落”。但也有论者提出，从轻不是拼钱，不是拼悲情，而是讲证据、依法律。法本容情，“法若连这点情都容不了，还叫什么法?”

　　(作者单位: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