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明

　　 八年来，董航留给社会的多是背影。国民/摄

　　“8年前，刚入而立之年的我，恪守着正直与诚实的人生信条，充满了人生梦想与工作激情。8年后，我年近不惑，却不得不为恢复平静的生活和家人的安全而奔波。改变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选择了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实名举报人……”，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董航这样诉说自己的不解和委屈。

　　8年前，他是一起两亿元举报大案的举报英雄。从2003年开始，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举报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下称“锦州分行”)与当地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下称“交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不良贷款2.21亿元。举报事实最终被审计署查实。

　　7月11日，董航接受记者采访，讲述8年间发生了什么。

　　曾经的举报英雄

　　2004年6月23日，当时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中说:“对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2000年至2002年，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而这，正是董航和其他两位同事鲍宇、刘某不懈举报的结果。

　　关于当年举报的艰辛，董航不愿意过多回忆。他向记者讲述了两个情节，而它们在2004年12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已有披露。一个情节是:2003年8月26日，三人第一次以举报人的身份走进了位于上海的交行总行。8月28日，准备离沪回锦州的头一天，三人坐地铁去给家人买点礼物。刚到地铁口，鲍宇的电话响了，锦州分行人事处通知三人，由于旷工，他们已经被决定正式待岗。“那天上海下着大雨，我们心里也在下雨。”

　　另一个细节是鲍宇遇袭。2003年11月11日，鲍宇陪同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到一家企业取证。晚上18时左右，鲍宇送孩子去上课外补习班后回家走到楼下时，四名男子突然从两个方向向他围拢过来，一人拿着刀，其余三人也各有凶器。鲍宇多处受伤。公安机关之后查明，是锦州交行员工张某重金雇用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对鲍宇进行的报复。

　　过程曲折，结果却圆满，举报的事实最终被审计部门查实。2004年11月26日，交行总行监察室向三名举报人通报了案件进展:举报属实;相关涉案人员已经接受司法调查;交行总行决定调整锦州分行的领导班子，从外地调入的新领导已经上任。请三位同志回原岗位上班，补发停职期间的工资。

　　审计部门协调举报人保护

　　然而，3个人并未回原岗位上班。董航说，他们的举报除了让交通银行和法院不满，也得罪了当地一些行政机关，因为核销需要手续，没有他们参与，作假也完不成，“锦州地方不大，得罪的人又多，总觉得不安全。”特别是鲍宇遇刺的事儿，让三人心有余悸。“我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扭头看。”董航说。

　　让鲍宇担心的细节更多，举报过程中用刀刺伤他的歹徒没多少日子就要刑满释放了。出于自身和家人安全考虑，三人希望得到异地安置。从2004年底开始，3人奔波往返于锦州、沈阳、北京、上海之间，执著地追求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拥有的“隐姓埋名的生活”。

　　三人认为，他们是向审计署举报的，审计部门应该管他们的事。2004年12月初，他们首先找到了审计部门，希望审计部门能和交通银行协调解决异地安置问题。审计部门也负责任地把3名举报人的要求通报给了交通银行总行。

　　据董航讲，2005年4月13日，在国家审计署接待室，当时的审计署举报中心葛主任向3人做了当面通知，交行总行已向审计署承诺尽快落实保护安置举报人的八项措施，并列入审计整改。这八项措施具体包括:

　　1.要求锦州分行新领导要保护好举报员工的合法权益;

　　2.向员工告知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的进展情况;

　　3.安排好举报员工的工作岗位;

　　4.补发工资、奖金、福利;

　　5.报销因举报产生的举报费用;

　　6.安排医院体检;

　　7.给予奖励;

　　8.异地安置。

　　时隔八年，葛主任已不在举报中心工作，记者联系未果，董航的上述说法未经证实，不过，2005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有一段关于审计署举报中心给三人的回复的表述:“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对于交行锦州分行造假核销一案，我署已有明确意见，交行总行及其他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作了处理，对你们的举报行为亦有肯定和奖励;对于你们提出的异地安置问题，总行也有明确意见……”结合2005年下半年启动的对3人的异地安置，“总行的明确意见”应是认可异地安置。

　　异地安置“好事多磨”

　　2005年8月，异地安置工作启动，交行总行为三人确定了不同的安置地点。

　　相比较，鲍宇的安置地点似乎更为理想。“鲍宇毕竟因为举报受过伤，我不和他比。”董航说，爱人当时怀孕，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会非常难受，于是董航提出能否投靠亲友。“其实，我们在深圳有亲友，但担心被误解我们只想去好地方，所以就没提深圳，而是说了另外一个城市。”但还是被总行否决了。

　　董航又提出，能否换成安置省份的另一个城市A，交行总行仍然没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是说这个地方经济状况不好，去了可能会下岗。”

　　一直等待。2008年底，交行总行同意安置董航到A市工作，但其爱人的工作无法解决，“也就是说，到那边我要一个人养家糊口，生活质量会降低不少，我和爱人都有顾虑。”

　　2009年4月，董航爱人的工作终于落实。按照交行总行要求，夫妻二人专程去了A市。“爱人的接收单位说，待遇肯定不如锦州这边。我们也理解。”至于档案如何调转，接收单位让辞了工作到这边。“我私下问交行A市分行负责陪同的同志:辞了职，我爱人工龄、待遇如何算?他说这需要我和交行总行沟通。至于我的工作安排，也要和总行沟通。”

　　没想到的是，从A市回来的第二天，交行A市分行人事部门给董航打电话，让他15日之内上班。“自己和爱人的问题都没落实，怎么去上班?”于是，他给交行总行写信反映情况。但时至现在，他也没收到答复。

　　到A市工作的事儿，也从此再没人提起。

　　董航告诉记者，三名举报人，鲍宇异地安置，而刘某的安置也因为地点等问题而一直搁浅。

　　何时告别提心吊胆的生活

　　董航讲，8年来，他曾被人跟踪。虽然没有遇到太大危险，但心一直提着。

　　“孩子是2006年出生的。当年之所以急着想异地生活，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安宁的成长环境。不想让孩子担惊受怕。”他说，孩子今年6岁，先后换了5个托儿所。每次换幼儿园，一家人都到附近租个小房，“就为尽快回家，不在外面逗留太长时间。”

　　8年来，他一直没上班，单位每月发2500元工资。“我没有自己的岗位、没有手头的工作、没有任何奖励或升迁的机会。”

　　董航说，他一直不敢告诉自己年迈的父母，自己已经失去了在交行工作的权利，“我每天只能像正常上下班一样早出晚归，来善意地欺骗他们。”

　　“我已经40岁了，我需要工作。”说这话时，董航眼中闪烁着泪花。

　　对于这一事件，本报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