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进城农民工的60%以上，总量超过1亿人，正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日前指出，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不应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

　　韩部长的说法，道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和心声。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务工城市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三成，仅三成人对流入城市有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是“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甩给农村”的“双重边缘人”。

　　对于韩部长此番呼吁，各方纷纷表示力挺，并期待有所动作。那么，该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青春献城市，养老甩农村”这一困局？让他们回农村种地显然不现实。据相关调查，他们中的多数人本身没有地，且有八成多的人不会种地，在这种情况下，用制度藩篱把农民工“赶”回农村养老，丧失感恩之心不说，还有失社会的公平正义。

　　破解农民工“青春献城市，养老甩农村”的社会不公，恐怕得从国家层面立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一是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落户门槛，在中小城市和城镇扶持劳动密集型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广泛开辟就业创业渠道。二是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虽说个别城市已在试点农民工市民化，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让人“看上去很美”。有专家为此建议，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中央政府、农民工输入地（城市）、来源地（乡村）和农民工自身四个主体的分担责任，允许农民工将原有农村资产转化为可交易、能抵押的资本而带资进城，同时也可发挥企业的积极作用。如此多元分担，新生代农民工或许就能成功跨越市民化的成本门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除了市民化，在农村建立小城镇，逐步扩大农村的小城镇，让农民就地“城市化”也是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青春献城市，养老甩农村”的一个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