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

　　近现代以来，“自由”可以说是最闪亮的旗号;一些人为了“自由”，甚至可以万死不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要素。然而，在走向自由的近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一种跟自由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那就是弗罗姆所说的“逃避自由”。

　　为什么要“逃避自由”?人们最容易想到的解释，或许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按照这样的逻辑，没有自由的人希望“逃出来”，从而得到自由;身在自由世界中的人也想“冲出去”，以“逃避自由”。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言之成理，但却有大而化之的嫌疑。因为“自由”这个东西，绝不是世俗的婚姻可以比拟的;一般所谓的事业，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此，杨绛先生的这句名言，虽然脍炙人口，似乎也没有真正挠到“逃避自由”这种反常现象的痒处。

　　也许正是惊异于这种反常的“逆自由而动”的趋势，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弗罗姆专门写成了《逃避自由》一书，给我们剖析了人性当中极其幽深的一面，从而解释了“逃避自由”的内在逻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从“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历程，就是一段挣脱枷锁、走向自由的历程。但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按照弗罗姆在《逃避自由》第三章中的论述:“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瓦解对社会各阶级都有一个主要影响:个人陷于孤独和孤立，人自由了。这个自由有双重结果。人被剥夺了曾经享有的安全，被剥夺了毋庸置疑的归属感，他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松散了，它再也不能满足他经济和精神上的安全需要。他感到孤独和焦虑。”——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们打碎了枷锁，挣脱了对于人的依赖性，得到了自由，但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会得到整个世界。相反，他曾经拥有的归属感、安全感，很可能会随着枷锁的丢失而不复存在，孤独、无助、茫然的心绪会油然而生、如影相随。这就是人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由此，我们联想到鲁迅的《灯下漫笔》。在这篇名文中，鲁迅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这番话，虽然是出于激愤，寄寓了某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但它同时也在无意之中道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和现象:做奴隶虽然很不好，但是，想做奴隶、能够稳稳当当地做奴隶，却是很多人的共同愿望。因为，做奴隶的实质，就是归属于、依附于奴隶主，这虽然很不自由，但却很有归属感，也不乏安全感，同时还可以找到他与世界相互联系的纽带。

　　如果说，鲁迅的《灯下漫笔》主要着眼于批判，那么，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则主要立足于解释:它不仅揭示了人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同时还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人在自由面前都会感到同样的茫然和无助。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说，自由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其中，“只有社会中最成功的阶级才会得益于崛起的资本主义，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财富和权力。他们自己奋斗和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扩张、征服、统治和积累财富。这个有钱的新贵族，连同出身豪门的旧贵族，能够享受新自由的果实，并获得了一种新的主人感和个人进取感。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主宰广大群众，相互斗争，所以他们的位置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安全的，不能令他们高枕无忧。但是，总的来说，对新资本家而言，自由的积极面是主要的。它体现在从新贵族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文化中，即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它的艺术和哲学表达了人类尊严、意志及主宰自我的新精神，尽管常常充满了绝望和怀疑精神。”这就是说，即使是对最成功的社会阶层而言，自由也是一个令他们“悲欣交集”的东西。至于广大的等而下之的中产阶级，“日渐强大的资本主义尽管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独立和进取机会，但它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6世纪初中产阶级的个人尚不能从新自由那里获取很大权力和安全。自由带来的更多的是孤立及个人的微不足道感，而非力量和信心。”

　　正是在紧随着自由而来的这种精神困境面前，新教教义提供了安慰。恰如弗罗姆所见，新教“告诫个人，只要完全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本性的邪恶，只要把毕生视为一个赎罪的过程，只要完全贬抑自己，只要不懈地努力，就能克服自己的怀疑与焦虑;只要彻底臣服，就能为上帝所爱，至少能有希望跻身上帝欲救者之列。新教是给那些惊恐异常、备感动荡而又孤立无援的个人欲同新世界相连的人性需求提供的答案。”

　　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中世纪，人们直接臣服于比较切近的教会组织，虽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但是很安全，也很有归属感。到了近现代，人们虽然自由了，但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新教教义为孤立无援的人们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主人，那就是比较遥远的上帝。这个过程意味着，那些冲出了教会组织的人们，又重新冲进了上帝的怀抱。就这样，人们在“渴望自由”与“逃避自由”之间往返了一趟，走了一个来回。

　　20世纪以后，随着尼采所宣告的“上帝死了”，随着马克斯·韦伯所概括的“世界脱魅”，原来颇能给人安全感、归属感的“上帝的怀抱”，也渐渐虚化、淡化，似乎也不那么靠得住了。怎么办?就在众多茫然无助的“弃儿”面前，就在空空荡荡的神殿上，一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应时而生、乘虚而入，满足了人们对于“上帝死了”之后的替代品的精神需求——这就是希特勒之类的领袖人物得以产生的心理根源。换言之，纳粹政治的产生，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说是“逃避自由”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的产物。

　　弗罗姆关于“逃避自由”的解释，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一面之词，但却足以提醒我们，即使是像“自由”这样的绝对价值，也有多面性，甚至可能成为恶的渊薮。因此，我们不能在它的绚丽光芒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审视的眼睛，否则，我们就可能在无意之中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上帝，然后再对它顶礼膜拜，以至于“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之间的轮回，就在我们的眼前再次重演。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