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守秋

　　作者:蔡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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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法律和法学理论中存在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即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法治建设和法学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存在着一种“否认公众共用物存在，否定公众共用物存在的意义、必要性和作用，否定存在两类公众共用物悲剧，否定公众对公众共用物拥有非排他性的使用权，否定通过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公众共用物视为具有排他性的物权的客体”的一种错误认识和倾向，这是产生我国某些自然资源物权虚置(或抽象化)、一些公众共用物(土地、财产和自然资源)被政府部门或私人侵占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应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作者为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