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

　　 汉密尔顿与伯尔决斗

　　1804年7月11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参加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决斗，对手是他曾经的战友、一生的政敌副总统阿伦·伯尔。依据决斗规则，汉密尔顿先行射击。一声枪响，伯尔却安然无恙。

　　汉密尔顿于1757年1月11日，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他的外公是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自欧陆逃到西印度群岛定居。他的母亲名叫雷切尔·莱温。但是，历史学家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到底是谁。自汉密尔顿幼年，就只有母亲和他生活在一起。11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亲戚帮他在维尔京群岛找了个会计学徒的工作，勉强度日。

　　然而汉密尔顿志向远大，14岁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发生一场战争，让我展现自己的能力。”他阅读着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不管是英语、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在积累了不少经济知识后，他越发明显地展露出自己擅长表达的才能。

　　1772年，一场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汉密尔顿遂给《皇家丹麦美国公报》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文章精彩绝伦，引人入胜。亲戚朋友都感觉到“此子非池中之物”，恰巧他的姨妈搬到纽约居住，便将汉密尔顿也带往纽约上学。

　　汉密尔顿最初的选择是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的医学院，并打算学成医术后回岛从医。他在伊丽莎白镇一所中学进行准备。他是学校里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天看书到午夜，早上又很早起床，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一年后，他向新泽西学院提出申请，然而，或许是因缘注定，他的入学申请被拒绝了。他转向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很快被录取。直至今日，这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用于嘲讽普林斯顿大学“有眼无珠”的轶事之一。

　　在国王学院的两年内，他很关心北美殖民地独立的问题，并撰写许多文章，抗议英国的镇压统治。在这里，他发表了政治处女作《对国会措施的充分辩护》和《被驳斥的农场主》。他针对《魁北克法案》撰写了两篇攻辩文，登载在《纽约周刊》上，充分展现出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出色的反应能力。更传奇的是，他曾临危不惧，拯救校长迈尔斯·库柏的生命:在1775年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一群愤怒的暴民打算袭击校长，汉密尔顿挺身而出，对暴民进行长时间演讲。他滔滔不绝却引人入胜的演说，令暴民们忘记了时间，直到库柏校长脱离险境。

　　参加独立战争后，汉密尔顿很快被总司令华盛顿看中，出任贴身副官。他和一生的宿敌阿伦·伯尔也是在战场上认识的，并曾齐肩作战。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回到纽约学习法律，以七个多月时间完成平常人最快也需要四年才能完成的学业。1783年7月，他获得在纽约执业的律师资格。不到三年，即成为纽约最有名、最赚钱的律师之一，他处理的多个案件后来成为美国法律制度之经典范例。与此同时，阿伦·伯尔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随阿诺德将军远征加拿大，勇冠三军，并在曼哈顿战役中立下军功。战后，伯尔投身民主共和党，迁居纽约。1789年，州长克林顿任命他为纽约州检察长。两年后，他又击败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成为联邦参议员。强劲的竞争能力，对竞选机制的谙熟和创新，为他带来了“现代竞选之父”的威名。

　　然而，汉密尔顿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则更为耀眼。他作为《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作者、制宪会议的发起者和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实际主导着美国联邦的形成和政治走向。汉密尔顿在军队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战后亲身体验到的联邦政府软弱无力的窘境中认识到，美国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坚固的诸州联盟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结束联邦时期的混乱，他推动了制宪会议的召开。新宪法产生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批准宪法的运动中。他与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一起，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85篇宣传解释新宪法的文章，其中51篇文章出自汉密尔顿手笔。后来，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为《联邦党人文集》这部重要性“仅次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位居第三的文献”，这三位联邦党人也被合称为“美国宪法之父”。

　　正是在确保宪法获得诸州批准的“这最后的决定性斗争”中，汉密尔顿对司法审查权给予了明确而有力的阐述。在制宪会议上，曾有人提出让司法部门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意见。但是这一意见没有被会议接受。宪法刚形成时，司法部门是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两权不能真正构成“三权鼎立”之势。汉密尔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制宪会议后，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详细论述了他对司法权的看法。他宣称:“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这些论述成为了关于司法审查权最早的经典论述，并对于未来完善三权制衡理论进行了很好的铺垫。几十年后，司法审查权的思想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加以发扬光大。通过马歇尔的判案，真正使司法审查权成为法院享有的一项无可置疑的权力，而这一切基础，早在汉密尔顿那里已经奠定。

　　尽管汉密尔顿和伯尔都身居要职，两人却因政见和阵营不同而日渐分野。伯尔因为私立银行案而惹怒汉密尔顿，后者则在给参议员古维纳·莫里斯的信中，将伯尔称为是一个“只有野心没有原则的人”，并开始了对伯尔新一轮的政治“绞杀”。两人的积怨越激越深，最终在那场著名的决斗中彻底爆发。

　　然而决斗前的一天，汉密尔顿却在日记里写道:“我的信仰让我相信，决斗时不应将子弹真的射向对手。”第二天，他的子弹果然远远地偏离了伯尔，然而伯尔则不这么想。他带着“费厄泼赖”的精神，予以还击。子弹正中汉密尔顿的右胸。奄奄一息的汉密尔顿已知时日无多，请求纽约三一教堂为他举行圣礼。然而教堂一度拒绝这一请求，原因是汉密尔顿始终难以放弃“决斗”这一有违基督教义的行为。然而，汉密尔顿用微弱的声音忏悔，说自己并未真想将对手置于死地，愿意与所有的人和解，包括伯尔。教堂终于接受了为他举行圣餐礼的请求，并且依汉密尔顿的遗愿，建议不再追究伯尔的法律责任。尽管如此，伯尔还击的子弹，在葬送了这位宪法之父年仅46岁的生命和他未尽的梦想的同时，也将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同时，这场决斗亦被定格，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之一，被永远载入史册。

　　(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