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涪陵加油站经营30年后将收回 官方称为反腐
重庆涪陵一家远离城区的民营加油站。涪陵石油成品油协会介绍，民营加油站多被挤出城区，目前城区只有两家是民营。新京报首席记者 杨万国 摄
涪陵民营加油站生态调查
● 重庆市涪陵区发布文件，要求加油站经营期满30年后，政府无偿收回
● 民营加油站老板表异议，称将无生存空间;中石油涪陵公司表示欢迎
如果按照现在的30年无偿收回办法，涪陵民营加油站没有一个能生存下来。 ——涪陵民营加油站老板徐道林
中石油如果不控制终端零售，我国成品油零售市场价格就不会稳定，社会就乱了。这是个高危行业，中国这个领域不适合民营存在。 ——中石油涪陵公司总经理刘成利
他们已经赚了30年钱了，凭什么不能收回来，让大家都去赚钱。 ——涪陵区商务局纪委书记、分管特商科的官员熊泉庆
7月3日，《重庆市涪陵区加油加气站管理实施办法》文件曝光。文件规定，涪陵所有加油加气站均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加油加气站经营期满30年，政府无偿收回。
文件随即遭到舆论质疑。有学者发文指其“违反《物权法》”、“歧视民营企业”。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细则近期密集出台。在石油领域，国家能源局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源领域投资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大型炼油项目。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都要对民间资本开放，不能对民间资本予以歧视。
在社会上下呼吁打破“玻璃门”，破除对民营经济歧视的舆论热潮中，涪陵区一纸政府文件，被认为是给这股热潮泼了一盆冷水。
新京报记者赴涪陵调查发现，文件出台的背后是涪陵地区民营加油站十年挣扎生存史。当地，民营加油站、“两桶油”以及地方政府的博弈之下，权力寻租、行政垄断竞相上演。其体现的是中国民营石油产业的某种缩影，也是一个地域民营经济生存标本。
新京报首席记者 杨万国 重庆涪陵报道
55岁的幸良华准备重返建筑工地。
他奋斗了30年，从建筑工地上一个苦力变成一位受同乡羡慕的加油站老板。
但在2011年12月底，他忍泪把自己的加油站转让给他人两年来，他的加油站从重庆中石化没有批发到一滴油，无油可加的加油站名存实亡。
这半年来，幸良华尝试“转型”，“我打算还是回建筑工地，包点小工程做”。
在幸良华发愁的时候，重庆市涪陵区巴都大厦9层，一间烟雾弥漫的房间内，李发昌、张正强、周东林等几人坐在一起，围着一份《重庆市涪陵区加油加气站管理实施办法》文件复印件唉声叹气。
“我希望你们记者不要报道，政府就会不了了之”，张正强说。
“你痴心妄想。”另一个人斥责。
“那你说咋办?”
“我们只怕要步幸良华的后尘了”。大家沉默下来。
不时有蟑螂爬过，有人抬脚，“啪”的一声狠狠踩出。
“幸福时光”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农民、包工头、下岗职工承包加油点，改成小加油站，涪陵民营加油站开始“幸福时光”。
涪陵石油成品油协会在巴都大厦9层一条走廊的尽头，门口挂着一个“重庆市涪陵区石油成品油协会”塑料牌。20平方米的房间摆着3张老式木桌，一台电脑。
7月9日，在协会办公室，几个民营加油站老板商量怎么应对政府的“无偿收回加油站”文件。
张正强、周东林都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和人们印象中财大气粗的加油站老板不同，这几个皮肤黝黑，常年斜挎着小包，满口方言的男子更像批发市场的杂货摊主。
在会长李发昌看来，这也几乎是涪陵51家民营加油站老板的全貌。“很多人都是当年下岗了，谋口饭吃”。
李发昌介绍，涪陵是重庆东南门户，商贸发达。人们经商意识比较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鼓励发展民营加油站。当时涪陵乡镇的供销社或农机站加油点多数经营不善。
一些有生意头脑的农民、包工头、下岗职工就把这些加油点承包过来，改成小加油站。闻名全国的涪陵民营加油站就这样起于草莽之间。
1997年，从陶瓷厂下岗的周东林四处打工两年后，凭着在工厂负责油料的一点长处，在涪陵城郊的长满杂草的荒坡路边建起一个加油点。
同年，农妇潘仁兰借款1万多元，承包了城郊一条山沟边的江东农机站加油点，在租来的一间平房内，开始了加油生意。
1999年，包工头幸良华拿出全部积蓄近20万元，又贷款10多万，在同乐乡建起一个小加油站。加油站地处三岔路口，位于三乡交界处，门口还有三座龙形山梁。幸良华取名“三仙龙加油站”，意图神龙保佑，生意兴隆。
李发昌，泥水匠出身。1998年，在涪陵城郊办起他的“桥南长江加油站”。
“那时大家都很开心。”徐道林涪陵最早的民营加油站经营者，涪陵石油成品油协会首任会长忆及上世纪90年代末的民营加油站“幸福时光”，充满回味。
“加油不赚大钱，但是收入稳定，油放在那里也不会腐烂，不会变质”，徐道林说。更重要的是，当时涪陵石油公司主要做批发，民营老板是公司的座上宾，“年末还请我们吃年饭”。
“那时油很好批，不存在打压”，李发昌说，他的长江加油站高峰时一天可以卖十多吨油。
依靠那段幸福时光，潘仁兰一杆加油枪，一个月可以赚到三五千元，供养两个孩子读上了大学。
幸良华还清贷款，还成了乡里令人羡慕的小老板。
“涪陵石油成品油市场由(上世纪)80年代石油公司独家经营，全区只有高笋塘和渡口两个加油站，时常排队加油的困难局面，发展到今天既有个体私营加油站也有农机供应站供应油料的网络体系，有效方便了交通运输和工农业生产用油，有力促进了涪陵经济发展”，记者获取的一份2001年涪陵15家民营加油站集体信访材料中写到。
这份名叫《关于社会加油站经营困难的情况反映》材料，也暴露了民营加油站挣扎求生的端倪。
“市场红火起来，开始被轮番打压”，徐道林说。
“噩梦”开始
2000年前后，中石油开始在涪陵零售市场大举扩张。石油巨头控制货源，挤压民营加油站生存空间。
民营加油站的“噩梦”在2000年左右开始。李发昌说，当时，中石油和中石化成立不久。两家划长江而治，中石油整合了原有的涪陵石油公司。开始独家经营该地的石油成品油批发业务。
不久，不满足于炼油和批发的中石油，开始向终端零售市场进军。
“控制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零售市场，才能保证上下游一体化发展，从而保持中石油的竞争优势”，记者在2001年6月刊《中国石油》杂志的一篇文章看到这最初的阐述。
李发昌记得，从2000年前后，中石油开始在涪陵零售市场大举扩张。
“作为大型央企，控制终端零售市场是一个重要战略。”7月9日，中石油涪陵分公司总经理刘成利对记者说。
“我们从他们的‘座上宾’变成了‘眼中钉’。”徐道林说。
民营加油站从其过去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对手。“他们千方百计提高批发价，降低零售价，缩小批零价差，甚至批发比零售还贵。”李发昌说。
中国的石油成品油销售体制由政府管制，“两桶油”基本垄断了上游的炼油和批发业务。李发昌说，重庆缺少地方炼油厂，从“两桶油”批发是民营加油站的唯一货源。
发改委定期调整确定成品油最高零售价和批发价，并要求成品油批发企业保持最高批发价与最高零售价有300元-400元/吨的价差。一般柴油批零差价300元/吨，汽油400元/吨。李发昌说，这是民营加油站唯一的利润来源。
涪陵一家民营加油站给记者提供了一份2000年末的中石油加油发票显示，该加油站在中石油批发柴油价2.98元/升，而次日以一个运输公司名义到中石油零售购油，则为2.54元/升。批零价“倒挂”0.44元/升。
“这十多年‘批零倒挂’经常出现。他们就是在零售上损失一点，从而挤垮民营加油站，获得垄断地位”，李发昌说。
姜秀丽，原涪陵中石油员工。她介绍，涪陵中石油在上世纪90年代油品80%批发，零售规模只占20%。现在，顺序颠倒了过来。
浩瀚加油站老板何守惠说，除了“批零倒挂”，中石油还时常控制货源，号称没油了，拒绝给民营加油站供油。
“没办法了，我们就去堵中石油的油库。”何守惠说，他们数次去堵油库，每堵一次就能得到几十到几百吨油。
抱团求生
民营加油站意识到“团结抗争，才能生存”，成立协会“为大家争取了一些生存空间”。
“老是去堵油库，总不是个办法”，徐道林向记者回忆，当时中石油不仅经常断供，还随意提高成品油批发价，“有时一天一个价，甚至一天两个价。大家怨声载道”。
“大家认识到，只有团结抗争，才能生存”，徐道林说。
几家大一点的民营加油站带头，倡议成立协会。忙了半年，2002年3月，涪陵石油成品油协会成立。徐道林任首任会长。
协会第二届改选，李发昌担任会长至今。
李发昌说，会员单位每年交2000元会费。协会聘任了一个专职秘书。还聘请了法律顾问。
记者翻阅了该协会10年来的档案材料，2001年最初的集体信访材料，显得粗糙尖锐，此后协会开始每年定期发布官方红头文件，内容变得数据翔实，有理有据。
“协会为大家争取了一些生存空间”，李发昌说。
近年来，全国民营加油站普遍遭遇“两桶油”批发限制，油荒严重。此时，地处西南深山的涪陵民营加油站的声音总是屡上新闻头条。
李发昌很自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协会，几个私人加油站老板七嘴八舌地说，你们记者也不会理我们”。
李发昌曾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领导表扬他，“如果将来中国的石油成品油市场化改革成功，有你一份功劳”。
去年，重庆市安监局要求各加油站缴纳安全风险储存金30万元。协会以红头文件形式向安监局发函，反映民营加油站多年遭“两桶油”打压，经营困难，无力缴纳巨额保证金。最终，重庆安监局同意涪陵各民营加油站只交2万元。“其他区县都交10万”，李发昌介绍。
这次涪陵出台“30年无偿收回加油站”文件后，媒体报道“涪陵民营加油站集体抵制”。协会被认为在给这些民营加油站撑腰。
记者统计该协会这十年来发的上百份“红头文件”，一部分是行业管理文件，大部分文件则是反映民营加油站油源受限、生存困难。
“协会不是给政府找麻烦、给领导挑刺的，我们主要是提升行业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安全管理和油品质量监管，为社会服务，为政府分忧。”李发昌说这话的时候，指着墙上的一面旗帜，这是当地驻军部队赠送的“拥军模范”锦旗。
旁边，是涪陵区工商联授予的“维权服务先进单位”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