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为什么要“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

2012年07月19日16:46  龙虎网
陈立:为什么要“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

  龙虎网讯

  【人物档案】

  陈立,1958年11月出生,籍贯陕西,中共党员,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1986年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国家体改委、国家人口计生委工作,现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写在前面

  放在时空纵深的大坐标中看,古今中外,人类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拉近焦距,置身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抑或是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全球范围内国家战略层面中,一个最具共性的核心词就是——“人”。国际竞争的焦点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是人才资本的竞争。人口问题成为经济社会最基础的问题,也是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去年召开的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南京要在2015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核心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本月19日—20日,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将出台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率先基本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意见》。当前形势下,如何认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及现实和长远意义人口因素为什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实力增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日,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采访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陈立。

  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实际上是人和人之间的较量。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口素质总体不高,已成为制约我国竞争力的主要瓶颈

  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口问题面临老龄化加快、城镇化提速等新情况、新挑战,如何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证人的全面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陈立: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问题,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加强战略研究,加强政策统筹,加强工作协调,加强任务落实”,“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口素质总体不高,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综合实力竞争,所谓“软实力”的竞争更多体现在人的竞争上,可以说人口素质已成为制约我国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像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性,专门有一帮人制订管理国内、国际间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家。打个比方,在地球上,有这么多国家,有的国家处于头脑的位置,有的处于躯干的位置,有的处于腿脚的位置,怎么样占领这个位置,占领什么样位置,取决于一个国家对于发展的战略设计。所以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实际上是人和人之间的较量,你有足够的人才,就能够设计好国家战略,并支撑国家战略的实施。

  我国人口发展出现“四大转折性变化”,2030年前后,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届时六成以上人口集中在城市

  记者:目前我国的人口发展处于什么态势

  陈立:“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其一,受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达到峰值后减少、生育水平下降以及由老龄化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影响,人口增长惯性减弱;其二,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相继进入老龄,老年人口年均增长将达800万人以上,总量突破2亿人,出现第一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其三,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人后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达到最低点并开始上升,延续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弱;其四,2011年,城镇人口历史性超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51.3%,人口城乡分布格局发生根本变化。预计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届时,六成以上人口将集中在城市居住。总的来说,人口数量问题仍将长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但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人口发展的整体转型,导致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和矛盾逐步显现,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社会福利建设任务艰巨,原有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开始动摇

  记者:这种转折性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陈立:我国人口发展的整体转型,既是原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又是引带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动因,同时也将为今后的发展注入一系列新的元素。我国人口发展的转型带来了四个比较突出的经济社会特点:第一,人口众多仍然是最基本的国情。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发展仍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同时,人口增长进入下降通道,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开始逐步显现。第二,城乡劳动力结构发生转变,人口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第三,老龄人口急剧增加,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不足。我国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以及未富先老等突出特点,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社会福利建设任务艰巨,应对老龄化的长期资金平衡压力较大,给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带来严重的考验,同时随着家庭功能不断弱化,对于养老方式也提出新挑战。第四,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原有农业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工业社会特征显现。农村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减弱,原有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开始动摇,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要有这样一个角度:在收获现代化进步成果的同时,要迎战与之伴生的种种考验。比如,近一段时期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社会上是非常受关注的热点。但对于老龄化的认识,很多人都有误区,觉得老龄化是负担,其实不然,老龄化的出现,说明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准。有专家认为:一个人有多老,不能简单地看已经活了多少年,而应当看还能活多少年。研究结果表明,今天55岁的英国妇女和上世纪初40岁的英国妇女预期剩余年龄是一样的。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积极、健康的老龄化。比如,你能活83岁,70岁就瘫在床上,剩下10多年需要别人照顾你,这个就不是健康的老龄化。在健康的老龄化状态下,老年人还可以发挥很多余热,对于社会来说,这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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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转型,折射出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生活形态和组织形态四大转型

  记者:随着人口发展转型而来的是不是经济发展的转型这种转型有何特点

  陈立:应该说,人口发展折射出的转型是系统性的转型,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生活形态和组织形态四大转型。

  经济形态转型。过去二三十年,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消失:一是对外开放政策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生转变;二是城镇化进程中,国土重置带来的巨大国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三是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发生变化;四是生产要素市场化过程中土地、环境、矿产等资源超低价格供给方式发生变化;五是赶超型经济的后发优势发生变化。中国正从追赶型经济转为创新型经济。目前,我国人均GDP已从1978年的218美元增长到今天超过4000美元,GDP总值在世界上的排位也从第10位飙升到第2位。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对这个成绩沾沾自喜,因为美国、日本、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就像是老财主,底蕴很深,从里到外都是油水;而我们就像一个新财主,衣服非常光鲜,但积累还不够厚,肚子里油水还没有那么多。

  社会形态转型。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全面冲击着我国原有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使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主要表现为行政耦合度下降、公民自由度加大、空间流动性增强。过去我们基本实行“户籍+单位”的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将家庭人口和行政区域捆绑在一起,单位制度将社会生活和行政体制捆绑在一起,整个社会的行政耦合度非常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社会环境的维持方式被全面弱化。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户口登记的乡镇和原来的单位,从一个熟人社会进入到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而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会受到约束;在陌生人的社会里,对人的约束就大大减弱,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生活形态转型。我国原有以乡村居住、农业为生为主的生活形态,已经被以城镇居住、工业和服务业为生的生活形态所取代。这种变化,对我国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随着人口迁徙规模的不断扩大,脱离原有单位福利体系,因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进入新福利体系的人越来越多,原有利益平衡被逐步打破,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大量产生。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劳动权、居住权、福利权、教育权、医疗权等基本权利,在特定行政辖区的特定财政能力下,很难获得平等对待,事实上造成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居民待遇歧视,社会积怨渐生。

  组织形态转型。近年来,一大批个体、私营及包括个人网店等在内的“新经济”容纳了大量就业,使得大量的人口脱离原有的组织控制;大量国有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剥离行政和生产经营职能,使大量的社会事务游离了原有的组织管理;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未注册的草根组织、境外在华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及包括各种同乡会、同学会、车友会等在内的网络型、松散型组织,表明强烈的社会需求催生了大量的社会自组织;而依托于互联网等新技术,使得社会自组织的发展进程加快。

  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人的再生产文明”

  记者:在这种全面、系统的转型大势中,该如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陈立: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树立优先投资于人的战略理念,深刻论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适应人、发展体现人、发展塑造人,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上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努力促进人的现代化。

  应对人口发展的系统性转型,关键要设计好战略,要有顶层设计。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我觉得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应作为实现国强民富、和谐发展的一项重大国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社会发展理念。投资于人,是基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发展模式中比较重视物的投入而提出来的。优先投资于人包括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积累、人的发展机会和人的能力培养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投入,重点在于投资于人的发展能力。在现阶段,应重点加强对人口素质提高的投入,包括提高人的知识、技能、健康、道德素质等;加强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投入;加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投入;加强对优化人居环境、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的投入,包括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人员迁徙、生态移民等。需要特别强调,投资于人的重点和方式,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有所不同。

  二是创造“人的再生产文明”。我想这一点已经从上到下形成共识,就是通过发展,要让人的素质有所提高。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共同发展、协调发展。但我认为还要增加一个文明,就是“人的再生产文明”。马克思讲过,社会生产包括两种再生产,一种是物的再生产,一种是人的再生产。这两种再生产,是我们社会得以持续的重要源泉。我们一直高度关注“物的再生产”,现在到了需要高度关注“人的再生产”的时候,这恰恰是我们执政党必须要认真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国家设立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做的就是人的再生产方面的工作。这个文明,是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和关注的文明。

  三是要特别关注“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包括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哪一个都不能缺。如果你始终都把发展需要放在第一位,就迷失了人生的目标,享受也是人生一个重要需求。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把“人的需要”作为聚焦点来设计路径,这点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189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塞缪尔被记者问到,“工人老是罢工、闹事,到底想要什么”塞缪尔回答,工人想要更多的校舍、更少的监狱,更多的书籍、更少的武器,更多的知识、更少的恶习,更多的闲暇、更少的贪婪,更多的公正、更少的报复。他还说,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培养我们更好的本性,让男人更高贵、让女人更漂亮、让孩子更快乐、更聪明。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老百姓朴素的需要,在制定战略时充分考虑老百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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