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 成都商报评论员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该文建议“取消知识分子的称谓”，称如今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随着时代演变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适时改变称谓，是适应潮流之举。

　　其实，某个社会阶层和特定人群的称谓，内涵发生变化再正常不过。比如，所谓“老板”“小姐”等称谓，在20年之间已经面目全非。不过，却没有人觉得应取消“老板”“小姐”这些称谓。当然有些称谓显得不合时宜，比如有专家学者呼吁取消“农民工”称谓，但它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所谓取消“农民工”本质是要告别城乡二元体制，尚有合理性与进步性存焉。“取消”知识分子称谓，又所为何来呢？

　　是的，如今的“知识分子”似乎太多了。在中国习惯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指拥有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以此为生的脑力劳动者。据说拥有专业知识的人群已经占劳动人口的60%以上———既然大家都成了知识分子，还要这个称谓干什么？用“教师”“作家”“工程师”等来指称不是更准确么？

　　其实，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种“智识分子”或者“知道分子”，即知识的拥有与运用者。而知识分子不仅是“知道分子”，他们还是思想的生产与传播者，是需要介入公共生活、影响社会进程的人。我们要“知道分子”，更要知识分子。

　　以前将“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获取知识的成本太高，能够拥有知识的人太少，有知识的阶层当然就天降大任。中国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阶层大约就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他们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1949年后，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士都被冠以知识分子称号，被作为与工人、农民、士兵并列的四大劳动者阶层之一。如今，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手段增加，获取成本降低，“知道分子”当然也就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内涵其实已经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时代进步与社会分工的结果，即真正的知识分子从“知道分子”的大军中分离出来。而古代“士大夫”身上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则需要保留下来。美国学者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以代表为业”，称知识分子“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按照作家杨照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以知识力量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人。无疑，这要求知识分子要具有充分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比如，爱因斯坦就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从公共事务到人类社会的命运，都有许多远超专业领域的意见。

　　不得不说，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这个社会分工的过程。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可谓求贤若渴———对这样的稀缺资源，要加倍善待才对。

　　至于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是旧文化、旧观念、旧意识的残羹剩饭”，从公民中划分“知识分子”这种人群，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社会尊严“因知识被分裂，被扭曲，被丑化”云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知识分子毕竟只是一个称谓，在公民权利上无所谓高低贵贱。如果说目前的知识分子形象不佳，那么只是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太少，滥竽充数者较多；如果说知识分子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声望，那么也是源于他们能坚守社会良知、承担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