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英国大法官爱德华·柯克曾经说过:“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经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司法对于专业性的严格要求，决定了它应当独立于往往诉诸自然理性的民意。不过，一般认为，对于那些需要借助于普通判断力的事实来说，法律门外汉比专业人士更少偏见从而易于形成正确的判断。

　　司法为何要独立于民意?这是因为民意有时表现出盲目、冲动和反理性的特征，这是由群体心理的特性所决定的。群体行为往往具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感情强烈，二是具有趋同现象。具体表现为:个人在独处时不易产生的情感和不易付诸实践的行为，在群体中往往被激发出来和付诸实践;不仅如此，在群体中还存在责任分散的现象，容易形成不负责任和恃众无恐的群体心理;群体的感情也容易流为简单化和极端化，群体容易受到极端主义者的煽动而变得群情鼎沸，失去理性和耐心，群体一旦有了一定信仰和意见，往往固执己见。所以对于犯罪，民意往往趋向严厉甚至过分严厉。民意还有一个负面特性，就是多数人的意见容易受到重视，少数人的意见容易被漠视，因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容易被牺牲。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指出:“由于公众舆论是无名的，所以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力量形式，因此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就特别危险。”因此，对于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很多国家表现出慎重和警惕的态度。

　　不过，卡尔·波普尔认为“人民的呼声即上帝的声音”，隐含着真理的内核。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它:尽管许多平常人只占有有限的信息，但他们常常还是比他们的政府明智;如果不是更明智的话，那也怀有更美好和更慷慨的意图。对于显然正确的民意，司法如何能麻木不仁、视而不见?

　　在就死刑与民意的关系进行思考时，我们容易陷入一种迷失，误以为民意真能左右司法，真有所谓“民意杀人”。民意之所谓发生了“左右司法”的奇效，是因为司法本身偏航，要不是司法机关对于自己的糟糕判决不能自圆其说，要不是司法对于自己的定谳案件无法理直气壮，又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拨乱反正?

　　当然，对于民意抱有一定的警惕始终很重要。要避免舆论的负面作用并发挥民意的积极作用，需要一定条件，卡尔·波普尔指出:“称作公众舆论的那个不可捉摸、含糊不清的实体有时表现出一种质朴的敏锐，或者更典型地表现出一种超过掌权政府的道德敏感。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加以节制，公众舆论对于自由会是一种危险。公众舆论作为趣味的仲裁者是危险的，作为真理的仲裁者是不可接受的。但它有时可能起到开明的正义仲裁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