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王昕朋是在今年6月，他的长篇小说《漂二代》的研讨会上。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三家国内重要的文学机构共同主办，这既可以看做是对这部作品文学品质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一种文学题材和写作倾向的倡导——借用评论家梁鸿鹰的话说，“关注普通人在夹缝中的痛楚是作家的责任”。创作《漂二代》正是王昕朋对于这种神圣责任的主动承担。

　　此后不久，在深圳召开了王昕朋中篇小说研讨会。记者注意到，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推出了十多部中篇，并被多家报刊转载。这些作品以犀利的笔触和鲜活的形象，对当下社会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矛盾乃至阴影、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示与解剖。评论界认为，他的这些作品蕴含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以及贴近生活、直面现实的担当精神，与文坛流行的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倾向构成了鲜明的反差，显示了一种匡时济世、激浊扬清的力量。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王昕朋当过知青、工人、记者、编辑，在乡、县、市政府机关工作过，90年代后期进入国家机关工作，虽然一直没有停下文学创作，但他自称是个地地道道的“业余作家”。记者问他，你在国家机关工作，怎么会熟悉《漂二代》以及你其他中长篇中这些人物和故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四个字：思想感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第二代”已长大成人，他们无城市户口、无稳定职业，甚至无稳定身份，漂浮于大都市。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引起了许多社区基层干部的思考。王昕朋在调研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也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时，他报名到北京朝阳区深入生活。但是，要了解这个群体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仅仅靠形式上走近是不够的，必须用感情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去洗车，不是端着车主的架子，而是和洗车工聊天；在马路上遇到拦车乞讨的乞丐，他也不是摆出施主的架子，而是搭上几句话。这样一来二去，慢慢地就和他们拉近了感情距离。据他介绍，他曾经连续几个周末的晚上，和几个“漂二代”在北京北沙滩的马路牙子上坐着喝啤酒聊天……

　　王昕朋在他的《漂二代》及其他中长篇小说中，不是对某一群体贴标签，而是要提示身处于这一社会境况之下，他们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应忽略的；在写作过程中，他所着意侧重的是他们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想写出他们身上的温情与爱意、恨仇与苦痛、困惑与迷惘。

　　作为一名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业余作家”，王昕朋却表现出了专业的文学水准，以及一名作家所不可或缺的价值担当。对于他而言，文学创作并非打发业余时间的消遣，他的文学观是为时代、为人生、为人民。他意识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调整和变化，作为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无论是出于创作的需要还是对自身生存的社会生态、生活环境的关心，都不能回避调整和变化中的种种问题，必须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感情相对是麻木的；而没有感情的作品，必然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深入生活，贴近现实，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之本。但是，仅有联系是不够的，思想感情必须深入进去……”

　　有评论家称王昕朋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官员写作”，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官员写作传统曾诞生了数不尽的佳作名篇，这其中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们的社会忧患意识，在于他们对天下苍生的“大爱”。王昕朋也正以其创作汇入这个传统之中，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以及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后深入基层调研的所见所感滋养了他的文学，从而诞生了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直面现实人生、接地气的作品。本报记者 饶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