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来的。所谓“文化自觉”，“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善的事物有三类，一是外在诸善，如财富、尊荣等；二是灵魂诸善，这就是诸多德性；三是身体诸善，如健康等。这三者都是幸福所需要的，其中又以个体的感觉体验为主，于是主观幸福感成为幸福理论研究的主题。

　　由经济收入到非财富因素:幸福理论的发展路径

　　在经济理论中，“工资—闲暇”替代关系意味着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对收入和闲暇的价值评估是截然不同的。黄希庭先生总结分析，国外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更为幸福。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良好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教育和医疗等。由于财政资源确实与福利有关，人们会预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当达到一定水平时，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经济学家黄有光在《东亚幸福鸿沟》一文中指出，东亚地区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且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人们应该感觉到更幸福才对，事实恰恰相反，出现了“东亚快乐鸿沟”。

　　我国对幸福的研究要落后于西方，但相关研究数据也显示出国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非财富因素与文化自觉:幸福理论的深化方向

　　在保证了经济收入的基础上，幸福感越来越多地与非财富因素关联起来，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社会潮流和个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更多的学者认为，幸福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源于社会存在，与社会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

　　跨文化心理学家特里安迪斯指出，“大多数主观幸福的心理模型是根据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建构的，但跨文化的幸福感的研究却发现不同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未来的幸福感理论框架不仅应该能够解释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且也必须解释非西方国家人的幸福感”。为了建构幸福感的社会背景理论，首要的就是理解幸福感的文化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来理解文化的作用。”经济和文化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是近现代社会重点关注的内容。从微观角度来看，文化因素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文化因素还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发展决定着文化发展，文化发展影响着经济发展，而文化素质决定着经济素质，楼宇烈先生呼吁中国要崛起，必须有文化准备——文化自觉，“文化虽然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文化产生以后，文化就起着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特色。它会起这样一个反作用。为什么?因为在文化里面凝聚了一个地区、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样式，以及它的信仰习俗。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它就会指导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经济怎么发展。”

　　中国上百年的革命史凝结在崛起的追求上，不仅是追求独立、追求物质生活，很重要的部分是从思想到文化上的崛起。乡土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文化上的崛起——文化自觉，已然成为我们必须重新考量与重视的研究课题。简而论之，一个民族幸福度的提升，应该是抛弃传统的将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当成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的发展思想，回归文化层面，挖掘自觉意识，才能确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向，在追求正确的幸福建设之路上实现全面的社会发展。

　　(高法成)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