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将纳入病案管理。记者调查时却发现———

　　近年来医患矛盾日益突出，红包是诱发因素之一。图为一家医院里，市民在排队挂号、缴费。 记者刘天麟 摄□本报记者 苏珊

　　8月2日，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将纳入病案管理。收受红包，这一长期以来医生讳莫如深、患者敢怒不敢言的医疗界“顽疾”，卫生部再次对其“下刀”。然而记者采访时发现，其实之前济南许多医院曾制定出各自的措施杜绝红包现象，但时至今日仍是“人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有专家表示，一纸规定难解决本质问题，平衡医疗资源、建立激励机制才是解决之道。

　　医患想法各有不同

　　“术前就已经送好了，主刀医生2000元，麻醉师1000元，管床的医生没要。其实，谁愿意花了那么多医疗费，还要额外支出一笔送礼费，但大家都这样，送了才踏实。”8月2日，在济南一家三甲医院手术室外，正在等候亲人手术的宋先生这样对记者说。他的父亲因患肺癌，正在进行微创手术。

　　在这家医院的手术室外，除了宋先生，还有很多病人家属在焦急等待手术的结束。记者随机询问了4位患者家属，他们均私下对记者表示，术前他们已送了或多或少的红包。病人家属孙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不止这一次和医院打交道了，家里人这几年不断有人住院手术，“每次住院都送，而且这红包价格也随物价不断涨。2008年时，我们还送500元，但这次打听了下‘行情’，这个数已经拿不出手了。”

　　“同病房做过手术的都说给了，不给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后悔都来不及。”“红包给多少，看各家经济水平吧，经济条件好就多给点，差了就少给点。”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也有患者家属反映有医生拒收红包，但患者家属们的共识则是：不给医生红包，自己不放心。但记者注意到，在该问题上，医疗系统内部跟患者之间的认识并不一致。在采访了一些医院管理者时，他们均认为，医疗界内整体环境是好的，但不免有一些害群之马，收受红包只是极个别行为。“据我的了解，是有极少数医生收红包，但没有像一些群众反映的那么严重，我觉得不应该把我们的医生一概而论。”一位医院管理者称，这种认识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禁红包的推行。

　　举报收受红包有难度

　　其实，《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已不是卫生部第一次对“红包”问题动刀，济南一些医院内部也曾制定过各种措施杜绝红包现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某三甲医院曾为医务人员建立职业道德档案，通过具体的奖惩规定，对每名职工的职业道德行为进行量化评分，作为年底评先选优的重要条件。如收受患者红包，被投诉到医院调查核实后严肃处理，不但扣除道德积分，还要在全院科室负责人会议上进行公示，对情节严重者诉诸法律。还有一家三甲医院在各个病区发布无红包承诺书，由患者家属监督，并与医生个人的晋升、奖金、定级考核挂钩，一旦发现要停岗6到8个月，情节恶劣的要上报卫生厅吊销其行医资格，2年内不准晋升职称。省卫生厅曾组织过全省20家省部属医院向社会郑重承诺：不收红包、回扣，不开大处方，不乱收费，并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一旦发现，医务人员晋升职称一票否决。

　　记者询问一家曾公开承诺的医院，该院负责人称，医院还没有接到过医生收受“红包”的举报电话。但记者采访患者家属时，他们表达了一种看法：送红包一般都是你情我愿的事，住院期间肯定不敢举报，医生治好病出院了，谁还会干举报这种“忘恩负义的事”？而且送红包一般都在私下里进行，除非偷偷录音，否则即使举报取证也很难，估计会不了了之。

　　制度乏力难遏制红包

　　对于此次卫生部规定的“医患双方签协议不收送红包”的举措，接受采访的患者家属大多认为，这仍是“看上去很美”。“一纸协议能管得住医患双方的手吗？医院有权利管自己的医生不收红包，但没权利管患者不送红包？”患者家属陈女士向记者质疑。

　　为什么“红包”现象会在医疗界屡禁不止？一位医院管理者的话或许能代表一种心态：“承诺不收红包，我们医院内部已经很久不提了。治理红包只是医院管理的一小部分，医院最根本的还是提高医疗水平，改善服务质量。”“为什么敢收？关键是收红包的风险太低，发现、查处的概率太小，红包对医生的诱惑力太大。”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一些医生在收红包时也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如果在100个收红包者中只有10个甚至更少人被发现，自然就会助长“不收白不收，收了还想收”的侥幸心理；如果有90个以上被发现，肯定没有人敢收。而且一旦被发现，处罚力度还是太小。“制度乏力，处罚轻微，一些制度形同虚设。”王忠武直言。

　　治理红包应疏堵结合

　　某三甲医院负责人坦言：“对于广泛出现的现象，要从机制上找原因；对于反复出现的现象，要从规律上找原因。”记者听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是，在现行体制下，医生劳动价值难体现，这是助长收受红包的“催化剂”。“现在医院的检查费、药费普遍较高，但真正体现医生技术和劳务价值的诸如诊疗费、手术费等却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红包对个别医护人员就产生相当强烈的诱惑。”这位负责人说。

　　王忠武认为，要治理已成顽疾的红包，仅有“约束性的承诺”是不够的。治理红包要“疏堵结合”，不能一味地去“堵”。采取“疏”的办法，可以将那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红包”透明化，像专家挂号费那样处理，这样患者支付红包就可以获得收据，医院和医生收红包要入账，当然也就透明了。暗中的红包一旦透明化，红包的激励和约束效应就能显现出来，危害作用也将明显弱化。

　　王忠武说，此外由于卫生资源的稀有，大医院、大专家相对于庞大的就医人群还是少，红包才有了滋生的土壤，因此加大卫生资源的投入和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使患者在就医时，有更多、更好的选择，这也必然会使红包现象日益消亡。也有医院管理者直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部分患者“惯坏”了医生。患者也要改变“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观念，风气才能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