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先生近照。

蔡美彪先生写于1954年的《中国通史讲授提纲》。

　　“洗尽铅华呈本色”，吕叔湘先生诗中的这句话，蔡美彪先生喜欢，为人治学写书，他都追求这样的境界。“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吕老的诗句，面前85岁的先生，竟脱口而出。

　　得知蔡美彪先生新作《中华史纲》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就辗转表达了想采访先生的意愿。传回来的信息，是蔡先生委婉的拒绝：“书，读者还没看到，先听听读者的意见。”

　　先生的低调与读者的热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个月内，《中华史纲》销售已经近万册。这，成了我走进先生办公室的理由。

　　问先生：“《中华史纲》写作中，您的考虑，追求的境界？”

　　“这本书，是写给时间不多的读者的。希望他们花不多的时间，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个概括的了解。写作时的指导思想，是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我时时提醒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不同于写学术著作，不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新观点写论文，要避免表现自己。追求的境界，首先是读者拿到书，要看得下去，而不是看几节就不想看了。为此，从书的框架、写什么不写什么、文字表达等诸多方面，我都尽量为读者着想，希望写出的书，俗不伤雅，通俗易懂，读者愿意看，能够看，能看得明白。为此，写作时只能从实际出发来斟酌。”

　　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浓缩在30万字的《中华史纲》中，蔡先生说，有两个文学家归纳的写作方法，对他有影响。

　　一个是清初戏剧家李渔。他总结写剧本的经验，是“去枝蔓，立主脑，脱窠臼，贵浅显”。“写考据文章，不厌琐细，写《中华史纲》这种书，则要去枝蔓，使主干明显。要摆脱现在流行的各种写法、观念，不管窠臼是什么，不要受束缚，为读者着想，尽量深入浅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赶时髦，书中，当前学术界流行的新概念，我没用。”

　　一个是当代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是解放区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识字不多的工农兵非常欢迎。他的两句话让我记了几十年，就是‘有交代，有着落’。对写作中涉及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战争……都要有交代，有着落，写出因果，写出内在联系，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叙事，都应力戒，这也是中国史书的传统。看了上卷想看下卷，历史小说做到的，历史书也要做到。”

　　蔡先生说，李渔、赵树理都不是历史学家，但写书不仅要学习前辈历史学家的写作经验，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的写作方法都要广泛地学习，这样有好处。“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汝师’。活到老，学到老，生活就是学习。这确实是我治学的体会，一生的体会，也是写《中华史纲》的体会。只是以几个历史学家的写法来撰，撰不出新的格局。”

　　《中华史纲》我还没有读完。对读过的部分，已有了点点心得。请教先生：开头一节“原始遗迹”，一千多字，把新旧石器、彩陶文化、黑陶文化几个历史时期讲过，寥寥几笔，但却并没有忽略细节，凸现的细节，让我形象地记下了每个时期的分期特征，细节用得何止精当，简直是精妙。

　　先生作答：“这里边，当然有历史观的问题，也还有研究方法的问题。作为这样一本普及性、综合性的书，我在分清主次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所谓主要不主要，取舍时，写什么不写什么，我是写前面时考虑到后面，写后面时考虑到前面，写事情的发展，不是孤立地看待每一个朝代发生的事件。让读者在读的时候，自然想到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

　　研究工作和表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以为有材料有观点就可以写，不对。要用一半的时间来考虑表述，舍不得花工夫不行。叙事是很难的事。我们学术界受西方影响，西方的观点，认为叙事不算学问，考据、论说才算学问，这是不对的。中国传统史学是以叙事为主，叙事是历史学的基本功。清代章学诚认为历史学有几类，有史传，有史考，有史评。但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叙事最难。”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因为，在考据的基础上，才能叙事清楚。“我这个书，着力于叙事。难，我就多用力量。叙事清楚，读者才能看明白。叙事，不要故作高深，也不要追求时尚，要根据事情的脉络。叙事追求平实简要，文字则要平易畅达。”

　　“写这本书前，我把近代的历史书大致翻了一下。近代历史学较之乾嘉时代，在研究方法、表述方法上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回过头来看，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新造的概念过多。为了写书，我访问了一些中学生。他们告诉我，上了一年历史课，脑子里记的都是一些概念，老师考的就是这些。这真害人不浅。我写作时，暗暗在做一件事，想把近代以来关于历史的概念清理一下。当然，我知道，这不是我这本书的写作可以解决的，但这本书做了这样的努力。”

　　对现代史学中的流行概念，蔡先生采取了三种办法：一类是别人都用的，他不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把历史家的概念清理一番，如春秋战国的分期、五胡十六国概念，但作出解释；再一类是别人都用的一些概念，他只得沿用，但将计就计，交代知识，给予说明，澄清谬误，如皇帝的谥号、庙号、年号等；第三类是近年一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自制的、国外引进的不稳定、不准确的概念，则一概不用，不赶时髦，因为用了使读者费解。

　　“不随风倒，不迎合时尚，不讨好读者，宁可准备挨批，不同意见我会欢迎。”这就是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先生说，“搞历史，有两种路子，一种是用历史的事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另一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历史、解释历史。我的叙事，不做多少理论概括，尽量不讲空话、套话，不掺入表现自己的杂念。理论上有创造谈何容易？我就是学习、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老老实实分析历史，自己不唱高调，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历史很丰富，给人的启发也很丰富。光讲某一点，是狭隘的。一个民族，了解自己的历史，就像学习自己的文字一样，有没有这些知识，文化修养、思想素质是不一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听说，您早就想写一部《中华史纲》这样的书？”我问。

　　“说来话长。”蔡先生拉开书桌左手边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粉色封面的本子，只见本子的纸已经有些发黄。先生翻开书页，是一本油印的讲义。“1954年，欧阳予倩与范（文澜）老讲，从事戏曲工作的人，都要了解中国历史。于是，范老把为他们讲课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讲了一年的中国历史，自己写的讲义，想修改后出一本书，但因为忙，放下了。‘文革’时，尽管挨批挨斗，我仍有空就改我的讲义，别人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书’，我还是没停下来。后来，乔木同志进了中南海，要我写一本《祖国历史》，但因忙《中国通史》没顾上。第三次，是《中国通史》十卷本出版后，胡绳建议我再写一本简本。我说，‘不行，要先写通史十一卷、十二卷。’但这次，无论如何要写了，我都80多岁了，不能再等了。所以说，《中华史纲》写成是最近两三年，但却是60年的积累。60年前就开始写了，脑子里一直想着它。写《中华史纲》时，很多章节做了参考。年龄大了，写作时，许多词汇不再会从脑子里一下蹦出来，要反复想。写《牡丹亭》，沿用比较多的，是说‘一个爱情故事’，我反复琢磨，用‘梦幻姻缘’来概括。”看得出来，先生对自己的概括，很得意。

　　“书刚出来，奖誉过多，愧不敢当。实际上要有点批评。但有两点我是承认的：这本书是我80岁以后写的；是我一个人写的，从收集材料、写作都是自己。‘80后’精力不行了，又没和别人合作，这两点合起来，书中的问题少得了吗？”先生爽朗地笑了，我们也笑了，先生兜了个圈子，结果，把我们绕进去了。

　　我环顾先生的办公室。里墙下，放着一张折叠床，床上，放着单薄的被褥。在办公室时，每天中午，先生就在这里小憩。从在北大读研究生起，先生就在现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所在的这块地方工作。几十年中，工作单位换了几次，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这块地方。年轻时，除了外出，他每天必来办公室。如今，85岁高龄，他仍如此，只是雨雪天不再出门。“去年春节，老伴去世了。写书、生活我都是孤军奋战。八十岁时，大家给我祝寿，我想到以前自己给一位经济学家八十岁祝寿，他说了两句话‘八十不算老，再读十年书’。我说这个值得学习，但是光读书不行，要干一点事儿，改一下：‘八十不算老，再写十年书’，我就以这个为目标奋斗。到现在五年了，我真写了几本书。每天，我只有读书写书的乐趣。”形只影单的先生啊。

　　“看来，《中华史纲》初印两万册不够了。”先生说。

　　（图片均为黄春生摄）

　　（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