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家人合影（翻拍图片）

　　□记者 朱金中 实习生 姚晨雨 文图

　　引子

　　1901年11月4日，慈禧和光绪的銮驾从洛阳启程，直奔下一个目的地，郑州。

　　在郑州境内，巩县（今巩义市）是值得书写的一笔，当地的康百万庄园正因为慈禧的过境而闻名天下。

　　2011年10月13日，我到康百万庄园采访，接待我的导游小游听说要写慈禧回銮，得意地笑了：“这事真和我们康百万庄园有莫大关系。”

　　巩县是洛阳和开封的必经之地，听说慈禧一行要在巩县境内歇住一夜甚至两夜，可把地方官员吓坏了。据《巩县志·知县史宜咏传》上记载：“清帝回銮，县境筑行宫，差务之大，亘古未闻。宜咏率士绅筹备，智周计密，功成而里巷不扰。一生操持严洁，莅官有年，囊橐萧然。”

　　由于巩县连年遭灾，附近州县也财政亏空，拿什么来修建行宫呢？于是附近十个县的知县在康家大院集体开会，向富甲一方的康家求援。

　　康家的当家人康建德听说此事后，很痛快地答应了知县们的要求，独自承担修建东黑石关行宫的费用及迎驾工程。

　　出于安全考虑，慈禧的行踪没有公开，连走旱路还是水路都不清楚，官员们只好和康建德商议，同时修整旱路、疏浚水路。修整旱路就是把原有的土路铲平加宽，并在上面铺上一层黄沙；疏浚水路就是把伊洛河沿岸的淤塞处疏通，容得大船行进，并在行宫附近修建码头。

　　东黑石关行宫选址后，康家筹集巨资，征集了大量工匠民夫迅速施工，这是按工部规划的图纸建筑的，行宫面对洛水，背靠黑石岭，可谓“山足潆清波，渡头枕黑石”。站在行宫门口眺望，蜿蜒的邙山，东去的洛河水，一览无余。

　　1901年11月5日，慈禧和光绪进驻东黑石关行宫。

　　小游说，当时康家修御道、建行宫耗费巨资，又向朝廷捐了100万两的银票，以尽忠心，另外还向慈禧太后进献了精心准备的贵重礼品——由开封城著名的金店师傅打造的皇清地舆图，这是用一颗夜明珠和珍珠饰成的皇清地舆图。据说，这幅图浓缩到一只银制桶内，桶下边是银子作架支撑的一块金板，上面用姜块状的金块装饰成高山、丘陵，用珍珠铺摆成四大河流，象征着“一统江山”。

　　慈禧见到“一统江山”和百万银票后，喜不自禁地说：“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凭借慈禧的金口玉言，“康百万”的名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

　　闻噩耗太后及帝哭失声

　　慈禧一行在巩县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奔汜水县（今荥阳境内）。在郑州境内，慈禧的路线大致是巩县——汜水县——荥阳县——郑州——中牟，然后抵达开封。

　　从今天的行政区域来看，洛阳、郑州、开封为三个省辖市，而在当时，郑州不过是个县级城市。慈禧过境一天一县，颇为顺利。

　　11月7日，慈禧一行抵达荥阳。

　　这一天下午，收到京师传来的电报：“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

　　李鸿章去世了，听到这一消息，“两宫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李鸿章之死让回銮途中的慈禧和光绪骤然间觉得失去了唯一可以与洋人周旋的人，“太后及帝哭失声”。

　　在只有一百多页的《庚子西狩丛谈》中，作者吴永特意以十五页的篇幅来回忆这位晚清重臣，这在惜字如金的吴永笔下，是极为罕见的。

　　“黄花晚节，重见芬香，此亦公之返照也。”这是吴永对于李鸿章的评价。

　　李鸿章，长久以来一直是被冠以卖国罪名的人。

　　早在作为洋务派官员起家时，李鸿章就显得与朝廷内拖着辫子大谈纲常伦教的清流翰林迥然不同：组建淮军时，李鸿章就对西洋的后膛枪和开花炮兴趣浓厚，在他的大力促成下，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

　　军事企业的成功，让李鸿章把目光投向了民生领域，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根本不理会什么“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的议论，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

　　在“官督商办”的口号下，李鸿章和洋务派官员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但李鸿章和他一手创办的洋务实业，在清流眼中，都是“利由西方，弊留中华”的卖国行为。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了大清国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甲午战争，堂堂天朝大国完败于蕞尔小邦日本，举国愕然，但最终为这场败仗完成议和的，还是李鸿章。马关议和，日本浪人的子弹击中李鸿章脸颊，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的漫天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将又一次丧权辱国；但如果和谈失败，将导致战争继续扩大。两害取其轻，这是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和脸上的绷带从日本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公认的“汉奸李二先生”。每一次失败，很少有人去反思战败的原因，只希望找一个替罪羊来作为发泄的对象。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句话让李鸿章老泪纵横。

　　临终前仍希望朝廷自强

　　1900年的夏天，当八国联军的炮火覆盖了大沽口炮台，慈禧下令各省督抚率兵北上勤王。

　　面对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狂妄行为，李鸿章的看法是，“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对“北上勤王”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地方势力第一次表示出抗争性和独立性的“东南互保”出台了。这一行为后来被一些人称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客观上确保了大清国东南半壁江山的稳定，功罪是非，难以名状。

　　在闯下这一滔天大祸的慈禧“西狩”之后，一封又一封的电报飞向广州，急电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议和。洞察当时中国政坛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每当清国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北上时，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此去有何良策，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10月11日，李鸿章抵达北京，八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王奕劻的府邸。

　　如果说当年的《马关条约》还只是城下之盟，那《辛丑条约》完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八国联军提出“惩办祸首、索要赔款”等六项议和大纲时，李鸿章悲愤地说列强犹如“虎狼群”——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老弱之躯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李鸿章为了保住慈禧的权力，只有在虎狼般的联军面前“竭力磋磨”。当李鸿章染上风寒病倒之后，联军方面终于沉不住气了，同意尽快结束议和。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立刻痛斥：“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关于赔款数额的谈判开始后，李鸿章吐血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他也没有精力和体力去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

　　临终之前，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了最后一封奏折：“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的毕生愿望“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国的重臣已是油尽灯枯，站在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又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李鸿章可谓近代中国洋务与外交的最直接见证者，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但最后他得到的依然是“人生最污秽之名”。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出版《李鸿章传》一书，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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