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鸿

　　再有不到半年，新的2012版《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鉴于立法的宏观和抽象，按惯例，新法实施前相关机构和部门总会制定一批微观而具体的实施细则，供所属部门人员参照执行。由于这些规范的可操作性，实际最终得到执行的，往往是这些解释、意见、细则、办法等。

　　因此，比《刑事诉讼法》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近期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等部门正在制定的实施细则。而在这些具体细则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那些好不容易写进立法中的人权保障条款。其中，刑讯逼供问题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重中之重。

　　通过网络的发酵，传统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肉体逼供）已成千夫所指。毋庸置疑，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此类现象将会得到更有力的扼制。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一种不那么起眼，不那么残忍，不那么招人同情，甚至是不那么“坏”的逼供现象，那就是变相刑讯行为。

　　变相刑讯行为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2010年“两高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新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明确提及需要排除变相刑讯得来的证据，只是笼统使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这样的说法。

　　这样，变相刑讯获得的证据是否属于“等”字包含的范畴，立法语焉不详。甚至，关于什么是变相刑讯，变相刑讯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等基本问题，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都没有达成共识。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超过24小时的审讯即为刑讯逼供的观点，首次在学术上给出了专家的明确意见：首先，变相刑讯属于刑讯逼供；其次，超过合法审讯所规定的24小时即为非法。换言之，“车轮战”的审讯方式一旦超过24小时，即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所得证据应排除。

　　尽管这还只是陈教授的一家之言，但笔者仍然要力挺这个观点。长期身处刑事辩护的第一线，笔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变相刑讯在侦查活动中，尤其是在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等案件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肉体刑讯的比例。从这个角度说，变相刑讯的危害不亚于肉体逼供。

　　首先，肉体逼供主要存在于少量的所谓大要案中，刑讯逼供成为尽快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而变相刑讯几乎在任何案件中都会存在，只要口供没有拿下，只要犯罪嫌疑人尚未认罪，“车轮战”几乎就是任何类型案件的最“客气”的审讯方式。

　　其次，肉体逼供容易在犯罪嫌疑人身上留下证据，使得犯罪嫌疑人存有翻供的可能和希望。比如2000年昆明民警杜培武的案件，在一审时，杜培武突然在法庭上拿出了血衣，证明自己遭遇严重的肉体刑讯。相较而言，变相刑讯中的“车轮战”，一旦时过境迁，很难举证证实，毕竟很少有办案人员会不间断录像24小时以上。

　　再次，随着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和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加之媒体曝光的那些冤假错案及其背后的刑讯逼供，特别是在肉体刑讯中甚至出现所谓“意外”（犯罪嫌疑人不堪忍受刑讯而死亡或自杀），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直接的肉体刑讯确实越来越少，呈现递减趋势。然而，由于办案思路和办案人员的素质与观念并没有变化，相当一部分肉体逼供就此或转化为变相刑讯，使变相刑讯的数量增加。甚至将此作为文明办案的事迹来宣传。

　　最后，变相刑讯的危害性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评估。人在长期得不到睡眠时所受到的伤害远比想象严重，同时，犯罪嫌疑人处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很难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弥补。

　　考量了变相刑讯的危害，同时陈教授的观点还不够具体，缺乏操作性，笔者想给陈教授补充几个注脚：

　　首先，仅规定连续超过24小时的审讯即为刑讯逼供还不够，还必须规定保证犯罪嫌疑人每24小时有不低于6小时的休息时间。其次，一旦判定存在超过24小时的审讯，不光要排除相应审讯记录，而且此后所有同一事实的相同供述的笔录都必须排除。

　　最后，笔者想重复一遍过去发表过的观点。解决了肉体刑讯的问题，接下来或将会面临严峻的变相刑讯的问题。说到底，杜绝刑讯逼供，其实只要下一个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决心，一切就都解决了，一切也才能解决。

　　（作者系资深刑事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