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河，20世纪80年代浩浩荡荡的文学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在离开祖国十几年之后，他的名字被重新擦亮。他的中篇陆续在《人民文学》、《收获》发表，而且获得国内郁达夫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在当年，也许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为了文学而行万里路

　　一位旅居加拿大的温州生意人，什么原因使他重拾疏离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又是什么原因使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一跃成为文坛瞩目的重要作家？

　　6月底，陈河新书《红白黑》（作家出版社）推出。此前，这部作品以《致命的远行》为题在《收获》发表，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所说，陈河的作品中有两种东西非常珍贵：一种是从上世纪80年代而来的中国文学的遗产，即带着人向何处去的终极思考，带着某种先锋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是他对文本的敬畏之心。陈河的小说不是依据情节讲以吸引人为目的的故事，而是通过小说表现探索性思考，使作品呈现故事之外的深度，这是陈河非常鲜明而可贵的特点，也是今天的文学所欠缺的一种品质。

　　上世纪80年代，陈河从部队转业回到温州，在汽车运输公司担任干部，同时是温州市作协的副主席，在社会上、文学上都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在读过海明威之后，他选择了出国。

　　“我写过短篇、中篇，在浙江有一定影响。但是我觉得再待下去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海明威说：一个菜鸟去学写作，假如学习五年一点成就都没有，那你就不要写了。”陈河说，他的志向不在官场，也不在金钱，总觉得在温州一眼能看到头。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温州走不了很远，顶多是出国访问。

　　这时候，他在阿尔巴尼亚做生意的亲戚，征求陈河的意见，希望一起去阿尔巴尼亚，陈河动心了。然而在阿尔巴尼亚的商机虽然很好，却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绑架，这一段故事，在《被绑架者说》中真实地呈现出来。“当时已经在阿尔巴尼亚做了好几年生意，正准备去加拿大移民。一个周末，突然有人打电话说要过来买大批药，我回来后就发现上当了，那个年轻人拿出手枪来绑架我，叫了好多当地人，头上都蒙面，拿着冲锋枪，就把我绑走，关在地下室里一个礼拜。那是一段非常苦难的日子，整天被绑着，头上蒙着胶布，生死未卜。有一天我感觉到防空洞里好像有一点空气流进来，有一点青草的味道，又听到外面小鸟的叫声，就想，自己可能离生命不是太远。如果我能自由，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在《收获》上发表。”自己能否活下去都不知道，居然还能想到写作。可见写作在陈河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 变 ” 与 “ 不变 ”

　　2003年，陈河到加拿大做进口生意，乘飞机去上海，到上海后换火车去宁波，有时会买本杂志。有一次在《上海文学》上看到须一瓜的《地瓜一样的大海》，感觉那时的文学和当年不一样了。他有意识地找书来看，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年选，了解国内的创作情况，看了以后，开始觉得挺不错，后来看来看去，感觉中国文学还是原地踏步，甚至有些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他想，自己还可以继续写。

　　出国前已经具备了比较扎实的文学基础，对中国古典文学有过系统的学习，又加上后来的阅读及丰富的经历，陈河在疏离写作十几年后，回到文学，反而更显实力。他分析其原因，大概是在温州时好多事情看不明白，离开祖国，反而看得更加清晰。“以前在温州视野小，出去了以后视野开阔了。打个比方，上世纪80年代末我写过短篇《布偶》，隔了十多年，好多事情看明白了，觉得可以写大东西，于是重新架构整个故事，2009年完成长篇《布偶》（十月文艺出版社）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

　　出国前后的创作，有变的成分，也有没变的部分。陈河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夜巡》，讲的是1975年自己的经历，他1989年在温州写出，寄给外面的刊物被退回，2008年却在《人民文学》发了，获得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我当时很奇怪，这个奖的评委阵容很大，而且进入决赛都是大牌的作家。”陈河说，这个作品后来还在《上海文学》“短篇精荐”里发表，并配发洪治纲的评论。所以说，好的文学作品还是有相通之处，好的小说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几年似乎50后海外作家同时发力，包括严歌苓、张翎、虹影等作家。对于这一现象，陈河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肯定要回到大陆市场。国外很多知名作家在30多岁时成名作就写出来了。“中文写作，不管我们走到天涯海角，写出来还是希望有人看，海外有文学报纸也做连载，但海外华人不大看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印中文书，但受众很小。这是原因之一；中国发展了，图书也发展很快，大家回到文学，不像以前只是爱好，做好了商业的利益也很可观，这大概也是驱动力之一。”他认为，现在小说不景气，也不必要求太高，整个世界当代小说中也没有特别好的作品，美国《纽约客》上的短篇也很一般，好不到哪里去。不要对文学指望太高，土耳其那么多年，也就只有一个帕慕克。所谓经典，也是历经百年筛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