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洛先 吴卫群
记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静安楼宇经济依然红火,有何秘诀?
龚德庆:静安的现代服务业能有今天,得益于对外开放。静安区面积小,去年财政总收入约220亿元,在中心城区排第二。但在税种结构上,外资企业的税收却排第一。因此,我们要想尽办法,把外资企业总部吸引过来。
选择有国际竞争力的地产开发商很重要,如我区在建的嘉里二期、大中里等项目,由久负盛名的香港嘉里集团、太古集团、兴业集团投资开发,未来的招商质量完全可以放心,顶级企业会纷至沓来。
记者:您提出,现代服务业需要“被服务”,如何理解?
龚德庆:上海的现代服务业要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话,急需“被服务”。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传统服务业不一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的思考与研究远远不够。有人把政府服务,简单理解为产业布局、优惠政策、审批效率等等,这明显狭隘了。
记者: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拼优惠政策拼什么?
龚德庆:上世纪90年代末,受当时政策限制,外企零售业务不能进入大陆市场。我们积极向市有关部门争取在静安开放试点,为外资企业拓展国内业务创造了条件,吸引了一些知名企业入驻。外企在国内只能设一个总部,分店开得再多,都要到总部来结算,这就为静安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源。去年,恒隆广场税收达30亿元,就是这个道理。
外资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优惠政策,是发展空间,是市场份额,这才是企业的核心利益。他们最想要的,是政策的先发效应。这好比运动场上只有一条跑道,你抢在最前面,别人就很难超越。静安区的现代服务业能领先一步,就是因为多年来历届区委、区政府提倡“敢为人先”,在很多政策上拿到了先行先试权。
记者:争取政策的先发效应,说易行难,静安区有何高招?
龚德庆:发展现代服务业,静安区有独特优势,争取先发效应,就是要挖掘自身的优势。最近,我们正在研究四种业态的政策拓展。一是电子商务政策。奢侈品能不能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最怕假冒,能否解决?二是高端艺术品交易政策。现在国内高端艺术品到上海来展示与拍卖,地点大多选在静安的五星级宾馆,能否变过境为常驻呢?三是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威海路一条街告别汽配后,如何转向文化创意专业街?四是社区商业新业态政策。如郊区蔬菜直供,老人买菜电话预订,白领生活需求楼内直供等。这些政策如能率先突破,又会打开一片市场新天地。
记者:现代服务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如何服务好这些人才?
龚德庆:现代服务业需要“被服务”,其实这个服务对象是人。企业的人群结构由多重构成,有高管,也有普通白领,他们需求不一样。静安的做法是根据不同需求来量身定制政府服务。比如,高管追求成就感。这个月静安将举办首届杰出人才评选和奖励,评选过程面向全区、公开透明,获奖者得到奖励,也获得荣誉感。普通白领要什么?除了解决白领午餐,还要交友、进修、公益和维权。最近,静安推出了“驿法空间”,就是帮年轻人普法维权。
记者:这些属于社会管理,如何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挂钩?
龚德庆:这是我们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就像植物与土壤,政府服务渗透在土壤的边边角角里,体现于点点滴滴中。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越多,地区吸引力就越大。这几年,静安对社会管理机制做了很大调整,提出“党建为引领、管理在城区、服务在街道、自治在社区”。外企老总喜欢静安区,就是环境整洁,安全有序,温馨和谐。
文化也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现代服务业与人打交道,办公室坐累了,出来要买本书,逛一逛,喝杯咖啡,下班了,就近看场小话剧。老外要看人,要看老上海。他要的是一种生活,用生活来激发工作灵感。静安有文化积淀,人脉悠长,就是优势所在。所以,社会管理是服务民生,也是服务企业。从这层意义上说,现代服务业不仅要做楼宇经济,更要做区域品牌。政府要把直接用到企业的大量财政资源,回归社会,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让企业与市民共享。这是更高层次的服务企业的方式,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结合点。
记者:土地开发是有限度的,楼宇经济的增长会不会有尽头?
龚德庆:静安还能再建造大概100多万平方米的楼,可供十来年时间开发建设。今后土地用完后,就要依靠楼宇经济的内生扩张。这几年,静安的外商投资到位率高,不是靠卖地卖楼,主要是靠企业增资扩张。还有,楼宇经济的税收问题值得研究。地区环境好了,楼宇品质高了,租金年年看涨,就能多收房产税。
看清楚,想明白,不浮躁,敢担当,精雕细刻,做出一个精品静安区。一句话,未来静安区的魅力,还在于精细化的综合服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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