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卫生部就《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8月6日，经济之声评论：不要让“红包禁令”沦为一纸空文。

　　中广网北京8月6日消息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患者送红包、医生收红包，现在似乎成了一个社会顽疾。为治疗这个顽疾，卫生部目前正在就《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这个举措引发社会热议。

　　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采访了一些医生，他们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人们习惯了办事给人家一些好处，实际上，很少有医生主动向病人索要“红包”，病人大都是自愿的。

　　来自山东的一名患者家属说，去年他父亲患心脏病住院进行手术治疗，有朋友提醒他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否则医生就不给好好治。于是，他不好意思地趁医生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塞了装着2000元钱的信封在医生口袋里，而且给住院处的护士长也送了同样的数额。

　　这名患者家属说，后来发现和他父亲同病房的其他人也送了红包，因此庆幸“还好自己也送了。因为医生到底会不会认真进行手术和治疗，患者没法检验。”

　　不过，有的医生认为，医生是高风险、高门槛、高强度的职业，但收入却不高，“红包”是劳动价值一种扭曲的体现。

　　对于这样的说法，有观点认为，医生劳务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问题，必须靠政策解决。比如现在医药分开，增设医事服务费就是往这方面走的一步。“医生不是不能谈钱，关键是要靠自己的知识、技术和劳动，合法、公正、体面地取得应有的报酬和地位。”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张彬就此评论。

　　张彬：给麻醉师、主刀大夫和护士长送红包，已经成为大家都遵守的潜规则了。一些医学专家也在说，送红包的时候往往不是感谢你的医术有多高明，医德有多高尚，更多的是一种从众心理，大家都送我不送的话，怕得到不一样的待遇，这种情况某种程度是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

　　人命关天的事，从患者角度来说是希望能从医院得到比较好的照顾、比较好的治疗；另一方面，这也确确实实反映出医生收入不高的事实。单靠医患双方签订这个协议能否避免这种现象，张彬认为，这只是将暗箱操作放在明面上，更有可能成为医院免责的说辞。

　　张彬：签定协议是把这个事情挑明了，把以前暗箱操作的交易放到了明面上接受公众的监督，有积极正向的意义。但这就像学生签字是不是能杜绝高考作弊，官员签字是不是能杜绝腐败一样，某种程度上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操作意义，因为收红包本身严重了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往轻了说就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收了以后最多是受到道德的谴责。在目前医患关系相对紧张、医疗资源相对不均衡的前提下，一纸说明不但不能成为解决收红包的钥匙，往往还变成了一个免责的声明，虽然签了还是送红包了，手术出现问题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就为医院免责，我们没收红包，这样反而为解决医患纠纷增加了麻烦和难度。

　　退一步讲，对收红包的医生追责，但人们送红包的医生肯定是业务骨干，医院怎么能开除这些人呢？这一纸红包禁令有没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张彬：收了红包的往往都是主刀大夫，医术高超。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一旦发现收红包马上开除。但中国是个医疗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人口又众多，那么本身一个好医生从培养期到实践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拥有高超医术的大夫因为收了红包就把他开除出医疗队伍，这时候就会发觉很难操作。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真想解决这个问题还真得下重手，如果不敢下重手，这永远会是一个潜规则，潜规则盛行就是规则缺失造成的，这个时候如果不敢下手，很可能收红包的问题自始至终也解决不了。

　　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医疗资源上的监管和惩处是非常严密的，一旦医生有了问题不但要下岗，而且要记入诚信记录，到另外一家医院竞聘时都会产生很多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医疗资源紧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医生待遇不高，医生的培养期长，培养出来又得不到相应的待遇，这确实造成了收红包问题。

　　北京市开始的医疗试点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一方面医药分离让老百姓真正尝到低药价的实惠；另一方面，把挂号费、诊疗费合并为医师服务费，现在挂一个专家号，由原来的二三十块钱变成100块钱了，增加之后不把成本转嫁到患者头上，而是由政府财政支出。这就说到症结问题，既要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又要医生大幅度提高收入，只有两条路：一是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另外一点是医保体系更完善更健全。

　　在任何国家，医生的待遇都是高的，在中国也是，医生的待遇跟普通民众相比也是高的。真正提高医生的社会尊严感、职业尊严感，免除职业挫败感，更多还是要靠经济杠杆。我觉得，高薪养医是让医生真正的不用从红包得到额外收入的好方式，如果高薪后还收红包，那只能说明你道德低下，应该按照相关的条例来进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