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北京特大暴雨之后，不顾灾情“一丝不苟”收费的高速公路，迅速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然而，对“要钱不要命”的高速收费质疑尚未消散，“钱本主义”的公路收费案例又进入公众眼帘。

　　8月2日，乌鲁木齐一公路发生一起车祸，5人受伤。警车将伤者送往医院，途中经过收费站时被拦下收费。特警因怕耽误抢救伤者，交费后通行。收费站方面称收费符合规定，由于目前有“公车私用”现象，导致收费站也有自己的苦衷。（8月6日人民网）

　　无独有偶。日前，从湖北开车回广东东莞的邹先生，在湖南境内的高速路上遇劫身无分文后，却也遭遇了收费站的不放行：在邹先生等人到达广州太和收费站时，工作人员执意不肯放行，称没收到钱就没得商量。（8月5日《羊城晚报》）

　　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总有一种无视人道的“收费经济”让人泪流满面。高速暴利带来的民生之痛早已无需多言。然而，地方收费经济之下，苟延生息的人们却依然没有想到，不仅每辆车、每个过客都是“雁过拔毛”的对象，连那些遭遇厄运、需要人道救助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地成为“提款机”。并且，你必须接受这种“拔毛”的制度，哪怕这拔毛变得血淋淋，也不会有谁顾惜。这大概真是一条连鸟都飞不过去的严防死守的收费“马奇诺防线”。

　　“公路收费有理”的回应往往振振有词。“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按程序办事，收费人员没有权力免除任何人过路费”，这些，或许都足够上升到制度层面，成为不能豁免收费的理由。然而，抛开高速公路多年超期、暴利收费本身是否合理先不说，就拿收费制度来谈，如果制度的严肃性是通过“一丝不苟”的收费去坚持，那么人心的天平又该倾向何处？

　　无论是车祸伤者还是被劫持的人，都是社会无序与暴力的被迫承受者。甚至从权责关系而言，既然是在高速路途上发生灾祸，高速方面也理应承担一定责任。如果说从他们的遭遇，足以窥见社会运行与公共管理的瑕疵，那么，在成为命运的弱者之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则足以洞见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固然需要公众道德去坚守，但倘若制度执行者不仅在责任承担上力有不逮，甚至充当社会文明的负能量时，道德人心又该如何匡扶？

　　当个体遭遇厄运，制度应该做的，是修正自己的管理失误，弥补缺憾，用人性传递制度善意，以最大程度地修复个体命运的不公感。具体到高速收费，面对车祸受伤者和被劫持人，收费方应该做的，是一定程度地放弃商业逻辑，打破收费的“铜墙铁壁”，让制度为人性留点空间。如果制度不能传递道德与人性的正能量，反而成为固守成规、不近人情的代名词，那么这种暴利制度恐怕不仅会伤害道德人心，更会从另一层面让人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